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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茶叶生产与商业资本的关系之探究

【内容提要】唐宋时期，我国茶叶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愈来愈多的农户专门从事茶叶生产，规模大、需雇工经营或租佃经营的大茶园也出现了。这与当时商业资本的积累壮大并投资于茶叶、粮食、布帛等贸易密切相关，商业资本有助于茶园户完成茶叶再生产，即使在榷茶条件下，商业资本对茶叶生产仍起到了间接作用。但商业资本尝试向茶叶生产渗透的努力遇到了许多障碍，茶叶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受到了封建政府的抑制。

【关 键 词】唐宋/茶园户/榷茶/茶叶生产/商业资本

【正 文】

我国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但生产发展缓慢，茶业只是传统农业的附庸而已。进入唐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茶业经济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自唐代中叶以降，南方地区不仅大量农户兼营茶业，而且愈来愈多的农户专门从事茶叶生产，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日益提高，规模较大，需雇工经营或租佃经营的大茶园也出现了。唐宋茶叶生产发展迅速，与当时商业资本的积累壮大并投资于茶叶、粮食、布帛等贸易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唐宋茶叶生产欣欣向荣，商业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在论述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深入剖析商业资本在茶叶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商业资本向茶叶生产领域的艰难渗透情况，由此分析商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的特点及其局限性和我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艰难历程。

一、 唐宋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汉代，我国已有了茶叶生产，在四川地区还出现了茶叶贸易。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兴起了许多茶叶种植和加工的基地。〔1 〕江南兴起尚茶风习。但这一时期我国商品经济衰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甚为微弱，即使偶有交换，也多为物物交易，商品交换中使用货币的情况较少，北方地区尤甚。北方广大地区尚无饮茶风气，北方茶叶市场尚未形成，阻碍了茶叶的商品化进程。因此，汉魏六朝的经济结构尚无力容纳茶叶生产的向前发展。

入唐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经济力量增强，为茶叶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隋代开通的大运河，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较为便利，南方饮茶之风北传，北方地区的人们开始喜欢饮茶啜茗，影响甚至及于塞外少数民族，他们也逐渐嗜茶。北方的茶叶市场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展，这就加速了茶叶商品化过程，南方农户开始大量种植茶树。由于茶叶是古代社会中重要的经济作物，从事茶叶生产的农户与种植稻麦的农户不同，他们是从事以出卖茶叶为目的的生产，而不仅仅是出售多余的产品。因此，这类农户已兼具商品生产者的功能了。

唐代中期以后，南方广大农户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大量栽培茶树。因为茶树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农谚中有“一个茶芽七粒米”之说。并且茶树是多年生作物，生长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可以一次种植多次收获，只要采摘得当，其栽培经济年限可达五、六十年甚至更长，可获得长时间的经济效益，“千茶万桐，一世不穷”，对改变农民经济状况极为有利。南方地区多丘陵山地，农户可以在房前屋后、丘陵坡地广泛栽种。高山丘陵地带，不宜栽种稻麦，却是理想的茶叶产地。“高山多雾出名茶”、“平地有好花，高山有好茶”，由于高山丘陵之地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茶叶质量优，价高利厚，因而南方丘陵山地广泛栽种茶树。文献中多有“茶山”出现，甚至诗人也把茶山作为抒情描述的对象。如李嘉yòu祐在《送陆士伦宰义兴》中云：“浅疏通野寺，绿茗盖春山”;〔2 〕杜牧在《题茶山》中赞美了宜兴的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3 〕郑谷则吟出了：“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4〕的诗句。唐宋诗文中取材茶山者甚多， 此不胪列。山区植茶，茶山相接，成为唐宋时期开发利用山区的独特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唐中叶以降，因商品经济发展，土地买卖频仍，均田制走向崩溃，租庸调制随之瓦解。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因宰相杨炎首倡在全国推行，规定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5〕的纳税原则， 据财产多少征收货币或以实物折纳。这一税制为宋政府所继承，以钱定税的原则得以延续。因此，随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变更，广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客观上为栽种茶树提供了方便。而两税法则加强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但是，“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以得之?”〔6 〕农民为了取得货币必须将自己的产品投放市场，而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便有茶叶。并且茶叶的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从事茶叶生产比种稻植麦更有利可图。自唐代起，许多农户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一部分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唐宋时期，南方地区出现了众多兼营茶业的农户。他们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兼种茶树制茶投放市场以完纳赋役，补贴家用，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唐代时，“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7〕， 即以茶叶生产作为副业。宋代兼营茶业的农户数量更多。范成大诗云：“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8〕，指的即是兼营茶业的农户。 另《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又有百姓岁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茶”〔9〕;太平兴国八年，宋政府因许多民间旧茶园荒废，特规定：“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10〕显然，交纳“折税茶”和“以茶代税”的农户与“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11〕的茶园户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兼营茶业的农户当无疑义。正因如此，宋政府不断调整赋税制度，以适应兼营茶业农户的生产实际，规定可以用茶叶折税。兼营茶叶生产的不仅有个体小农，也有部分地主。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庐山附近建有茶园;〔12〕唐人李翱曾记载地主王野人“植茶成园，犁田三十亩以供食，”〔13〕是一个既有粮食生产又有蚕桑等生产同时兼营茶业的地主。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其茶叶产量不会很多，但积腋成裘，聚积起来的数量是很大的。

由唐至宋，茶叶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向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方向迈进。迟至唐中叶，农业领域中已涌现出了一批茶叶生产专业户，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量不断扩大，分布区域在不断扩展。唐代文献对此已多有记载。唐武宗开成五年十月盐铁司奏文有云：“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14〕，又唐人张途说祁门县一带“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15〕李商隐说泸州一带“作业多仰于茶茗，务本不同于秀麦”，〔16〕茶业已上升到本业地位。宋代，茶园户队伍不断壮大，茶区扩展到了平原田地，出现了茶树排挤水稻的现象，以四川地区最有代表性。史称“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17〕宋代植茶既可折税又能出售获利，因而南方农户植茶蔚然成风，争相仿效。鄂州崇阳县“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18〕太平兴国初年，张咏到该地任地方官，为避免以后受榷茶之弊，下令拔茶植桑，“民以为苦”。〔19〕其后官府榷茶，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失业或贫困不堪，独崇阳县以缣纳税，免遭其害，生活安定富足。因而崇阳之民，对张咏殊为感激。足见宋人对从事茶叶生产热情之高涨。“夫南国土疆，山泽连接，远民习俗，多事茶园，上则供亿赋税，下则荐活妻子，营生(又)[取]给，更绝他们”，〔20〕越来越多的农户以茶业为生。宋政府对发展茶叶生产也颇为重视。在淮南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府设置了十三个山场，成立了专门的茶叶经济区。“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21〕园户受到官府的控制。尽管宋政府榷茶政策屡变，园户生产的茶叶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市场。

唐宋时期，茶园户经营的茶园规模大小不一，其经济地位亦相差悬殊。宋神宗熙宁十年三月，吕陶曾指出四川地区的茶园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22〕年产一二百斤的茶园户其经济地位大约相当于自耕农，他们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己经营茶园，一般不需雇工，但在采茶的繁忙季节也会雇工帮忙。这类茶园户是唐宋茶叶生产的主要力量。李埏先生指出，市场上的茶叶多是从这类农户手中收购而来的。〔23〕这与当时茶叶生产实际情况是很相符的。

至于年产三五万斤的茶园户，其经济力量远远超过个体小农，其经营茶园的方式亦与个体小农迥异。唐代已出现此类茶园户，宋代因政府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经济政策，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运动过程，有“千年田换八百主”〔24〕之语，大量土地集中到了地主手中，地主数量增多了，专门经营茶园的地主亦相应增多。而唐宋社会因商品经济冲击，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大批自耕农破产流亡，也为茶园地主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因此，茶叶产区也往往是贫民集中区。宋代安丰军因有采茶之利，大量贫民便聚积在那里谋生。〔25〕

茶园主的茶园规模大，需投入大量劳动力。这类茶园一般采取两种经营方式。其一，租佃经营。即将茶园出租，收取茶租。如唐人陆龟蒙在顾渚山下植有茶园，便采用了出租的经营方式：“岁入茶租十许簿，为瓯舣之费。”〔26〕租佃者多为贫民，交租之后即可把剩余茶货投放市场。其二，雇工经营。茶园主召募人工进行茶叶的采摘加工，付给一定的报酬。据《太平广记》记载，九陇人张守guī珪在仙君山有茶园，他“每岁招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27〕雇佣的采茶人员达一百多人，妇女亦投身于茶叶采摘中。宋代雇工经营茶园的情况更多见，主要在茶园管理与采摘焙制两个环节上雇工较多。宋神宗时九陇县税户党元吉等“自来承山坝茶园等业，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划;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28〕这些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其劳动力本身已具有商品性。宋代，茶业容纳、吸收了大量雇工，许多贫民由此获得了谋生的手段，对宋代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有积极作用。宋政府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景德三年七月，宋真宗指出，茶园户采摘制造茶叶“须更得人手制造，……又庸力者众，皆是贫民，既斥去无用，安知不聚为寇盗?……”。〔29〕

宋代还存在类似二地主身份的茶园主，他们先租佃茶园，然后雇工经营。蜀地九陇县税户牟元吉即是较为典型的一例。他“自来只以佃食茶园为业。其茶园偏峻，不任种植诸般苗色，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指望四月小满前后，并纳诸般税赋”。〔30〕

唐宋时期，不论茶园采取何种经营方式，茶叶的产量与质量都与当时茶树的栽培技术和焙制技术紧密相连。自唐代起，栽培技术便不断进步。陆羽著《茶经》，对茶树的栽培技术论述尚不详细。晚唐时人韩鄂在《四时篡要》中对茶树的种植、茶园管理颇多精论，内容包括种茶时间、茶园选择、茶籽催芽、播种方法、施加底肥、中耕除草、施肥灌溉、茶桑间作等。〔31〕宋代，茶树的栽培管理技术又有提高。《北苑别录》关于茶树的除草、施肥技术较之晚唐时又前进了一步：“开yú畬。茶园恶草，每遇夏日最烈时，用众锄治，杀去草根，以粪茶根，名曰开yú畬。”〔32〕茶园管理技术水平的进步对提高茶芽质量和产量都十分有利。

唐宋茶园户一般都拥有制茶作坊，进行较简单的茶叶加工。唐代多加工成饼茶或块茶形式。《茶经》云：“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33〕制茶工艺有蒸、捣、拍、焙、穿、封等过程，如果生产规模不大，有些过程还可以省略。宋代制茶技术更加精致，主要加工成片茶、散茶两类产品。“片茶蒸造，实棬模中串之，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34〕片茶加工技术较之散茶复杂，而福建腊茶比一般片茶的制造工艺又高一筹。建茶加工有几个关键环节：采茶、拣芽、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外焙等〔35〕，每一过程皆须精益求精，质量方达上乘。唐代的制茶设备有灶、釜、甑、杵、臼、规、承(砧)、檐、芘莉、檗、朴、焙、贯、棚、穿、育等，有一些设备可以省略〔36〕。宋代制茶设备与唐相比差别不大，主要有水盆、甑、布帛、竹皮、榨、杵、瓦等〔37〕。

二、 唐宋商业资本在茶叶生产中的作用

唐宋茶叶生产与粮食作物相比有其特点，商品生产的色彩十分鲜明。但与需大量劳动力，进行分工协作的采矿等行业又截然不同，个体小农依靠自身力量即可以完成茶叶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茶树栽培技术与大田作物并无多大差别，采摘技术不难掌握，茶叶焙制、加工技术并不复杂，制茶设备也较易置办。虽然在采茶季节需投入大量劳动力，小农家庭足以胜任，而茶园主则可以雇工采摘。因此，茶叶生产具有小生产的特点。唐宋茶叶生产的主要力量是个体小农，他们或拥有或租佃小茶园。宋神宗熙宁十年四月，蜀地堋口茶场五千多人一次出卖了六万斤茶，平均每人仅卖了十多斤〔38〕，茶户多为个体小农当无疑义。宋仁宗天圣元年，淮南十三山场行贴射法，规定园户纳岁课不足者，要象茶商一样交纳净利钱，“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及，烦扰益甚。”〔39〕茶园户因经济力量单薄而难以敷办。当然唐宋时亦存在经济力量雄厚的大茶园主。王安石云：“今仰巨商，非己甚众。始从小户，次输主人，方纳官场，复支商旅，是以小户偷窃，主人xiáo殽杂，奸吏容庇，皆以非已，”〔40〕则“主人”必是大茶园主。大茶园主若采用租佃方式经营茶园，其茶园被多个佃农家庭分割经营，仍属小生产性质。若雇工经营，生产规模就较大了。但唐宋时采用雇工经营的大茶园所占比重不大，不能改变整个茶叶生产属小商品生产的性质。唐宋时茶园多分布于丘陵山地，平地宜茶地区亦开辟了许多专业茶园。广大茶园户在广袤的原野上辛勤劳作，因此，茶叶生产又有分散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