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内心, 一向与黑暗现实持冲突抗拒状态, 在《与子俨等疏》中自言“性刚才拙, 与物多迕”;又作《感士不遇赋》，其序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闾阎懈廉退之节, 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 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 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 三闾发‘已矣’之哀。”而这首诗不仅显示了秉性贞刚的诗人向来的愤世态度, 尤其还通过“饥食首阳薇, 渴饮易水流”等句, 写出了陶渊明在晋宋交替之时特定的激烈情感。从前引诗文中可以看到, 渊明凡涉及到自己易代之际隐居不仕立场时, 喜援用商山四皓和伯夷叔齐的古典, 如《赠羊长史》中的存问绮甪，《饮酒》中的“夷叔在西山”，《感士不遇赋》的“夷皓有安归之叹”等。不过四皓与夷齐二典所体现的政治态度, 实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商山四皓之不应统治者征辟, 避世的成份较多;夷齐的不食周粟, 则更具反抗的政治色彩。而这两者间的不同, 似乎正代表了渊明在晋末宋初逐步发展的愤世情感。事实上, 渊明诗中, 义熙后期较多用到四皓之典, 易代前夕常夷皓并言, 到东晋鼎革之后, 则不仅仅常有怀感夷齐的诗句, 而且还进一步寄情刑天、夸父、精卫及三良、荆轲这样些身死而精神不灭的失败英雄, 以寓托自己的政治情感。而诗人在永初二年前后所作的《述酒》、《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诸诗, 也最可代表陶诗“金刚怒目”的一面。
以《述酒》为例, 该诗作于刘宋永初二年九月以后, 以刘裕篡晋后用残忍手段鸩杀已废为零陵王的东晋恭帝为“今典”。全篇利用大量廋词隐语, 表述了刘裕代晋称帝, 又无端弑逆的经过, 充满愤郁之情。篇首“重离照南陆, 鸣鸟声相闻, 秋草虽未黄, 融风久已分”四句, 即以曲折的古典, 开门见山地暗示了刘裕在永初元年的受禅和一系列相关事件。按元熙二年夏四月, 刘裕入京辅政;夏六月, 恭帝禅位, 改元永初;次年九月, 已废的恭帝被杀。诗中之“重离”，代指司马氏, 亦可喻日喻君;日照南陆, 正是夏季之时。“鸣鸟”句用《楚辞》“恐鹈鴂之先鸣兮, 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之典, 《夏小正》言“五月鴂则鸣”，时值仲夏, 而鴂鸣之后, 即将进入秋天, 故诗中言秋草将黄, 春夏的和风渐渐消逝了。这段由夏到秋的物候描写, 加上“重黎”这样富于启示的语词符号, 所喻指的, 正是在这一期间发生的难以明言的人事变迁。下四句“素砾皛修渚, 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 重华固灵坟”，对晋宋相代的由来作了回顾追溯。“素砾”句颇为难解, 逯钦立先生认为是隐指在刘裕之前的桓玄篡晋改国号为楚, 东晋国祚为之一绝;“南岳无馀云”，则暗指司马氏在江东的基业已荡然无存, 正是唐人诗中“金陵王气黯然收”之意;又按桓玄和刘裕在晋末都曾被朝廷封为豫章公, 并都以此起家, 倾覆晋鼎, 故“豫章抗高门”当是指桓刘二人势力的逐步膨胀, 以至于与朝廷分庭抗礼;“重华”句中的重华代指被废为零陵王的东晋恭帝, 盖零陵有舜冢，“固灵坟”则暗示零陵王已死。叙述到此, 诗人已是悲不自已, 因而流泪叹息, 夜不能寐。以下从“神州献嘉粟”到“日中翔河汾”的大段文字, 渊明仍然用古典喻今典, 若晦若明, 曲折反复地揭露了刘裕集团为了篡晋, 一方面制造符瑞, 以示天命所归;另一方面则诛灭异己, 翦除晋室枝叶，弑安帝而立恭帝, 又自登大位, 并再度弑逆的种种恶行。最后, 诗人在“朱公炼九齿”六句诗里, 借陶朱、夷齐等古典, 表明了自己决不与刘宋集团合作的态度并对无辜被害的安、恭二帝寄予深切的同情。
《述酒》是陶渊明作品中少有的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咏叙时事, 揭露历史真相(尽管是用纡曲晦涩的方式)的诗篇, 它明确地显示了诗人对刘裕集团所抱的强烈义愤。但渊明对统治者恶行的谴责并非仅此而已, 在《读<山海经>》十三首的一些诗里, 诗人表现出来的义愤, 其激烈程度似更有过于《述酒》。如第十首:
巨猾肆威暴, 钦鴀违帝旨;窫窳强能变, 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鵕鹗岂足恃!
诗中所举, 都是一些神话中人物, 字面上, 也只是就这些子虚乌有之事发抒感慨。然而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和诗人在其中投注的激烈感情, 它们却决非无谓之语。正如王瑶先生所言, “诗中怜悯祖江独死, 说明不可为恶之旨, 当为宋武帝弑晋恭帝而作。”
从年岁上看, 永初中渊明已将近六旬, 但在上引的这些诗里, 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人进入迟暮后常有的随和平淡, 也不似渊明素来的“静穆”。相反, 可以发现, 渊明到老, 对世事仍是相当认真执著的, 不仅追求理想, 崇尚道义的精神不减“抚剑独行游”的青年时期, 而且还在诗中一再显示出某种忠臣烈士生死以之的“猛志”奇节。《读<山海经>》中，诗人同情欲衔微木填平东海的精卫;怀感虽死仍执干戚而舞的刑天;赞美与日竞走, 力尽而死, 功在身后的夸父;《咏三良》中, 凭吊投义赴死, 异路同归的义士;而在《咏荆轲》中, 更是对酬报知己, 誓灭强嬴的刺客那种“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凌厉越万里, 逶迤过千城”的英雄豪侠气概备极歌颂, 虽奇功不成, 仍有“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馀情”的无尽缅怀。不难看出, 为渊明所称颂的这些神话或现实中人物所具有的“宏志”“猛志”“忠情”“奇功”，亦正是渊明自身的骨鲠狷介处, 是他胸中慷慨豪宕之气的自然流露。所谓“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诗人内心始终存在的“猛志”，使他在迟暮之年对黑暗政治仍保持了不妥协的批判锋芒。
三
在业已了解了陶渊明晚年对政治的态度之后, 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这就是渊明既然在晚年如此愤激, 他是否如沈约所说, 是忠于晋室, 耻事二姓呢? 换言之,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诗人那些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诗篇中的政治思想倾向或深层心态呢? 个人以为, 对此问题, 应当从影响渊明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老年情绪心理方面来讨论。一般而言, 陶渊明是一位具有高度超悟哲学修养的诗人, 思想上并不斤斤执著于一家一姓的得失兴亡, 其愤激本身, 与老年心理中易出现的异乎于中年的“认真与激烈”有关。从心理学角度看, 一个人由最初的个性、气质、信仰与理想追求在其情绪心理上烙下的印记, 在经过了中年期可能有的淡忘之后, 往往会在老年时复苏。暮年回顾平生, 价值理想的基本实现, 固可使其心理上感到满足, 获得宁静;然而如果看到昔日追求和当今现实之间的距离依然遥远, 此生无法弥合, 一种理想破灭的痛苦有可能使秉赋刚直者的内心产生强烈的激惹, 导致其情绪愈加趋于愤世和厌弃流俗。陶渊明晚年的心境中, 无疑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影响渊明晚年心态的政治思想因素, 来自不同渊源的两个方面。较显的一面是渊明一向奉行的儒学理想主义原则, 此点使他对统治者的“为恶”难以容忍。从他在刘裕代晋过程中的态度转变, 不难看出此点。如前所述, 刘裕起家之初, 消灭桓玄, 重安晋室, 拯民水火, 彼时渊明对他并无恶感, 甚至还心存希望。义熙以后, 刘觊觎帝位, 步步紧逼, 为之不顾国家大义, 逆顺之理, 不择手段地延揽大权, 把持朝政。到义熙十四年, 刘裕对登位已是迫不及待, 因“昌明之后犹有二帝”的谶言, 遂废安帝立恭帝以足其数, 次年就迫恭帝禅位于己。此种行为, 已无异于以强凌弱, 巧取豪夺。而尽管恭帝去位时有“今日之事, 本所甘心”之语(见《宋书》卷二《武帝纪》中)，刘裕仍不放心, 最终鸩杀恭帝, 开启了东晋南朝禅国之君不得善终之恶例。其行径, 无疑与渊明奉持的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格格不入。晋末天下昏乱, 有德者出而主政, 拯济苍生, 本在情理之内, 儒家在政治上, 亦一向有侮乱取亡, 废昏立明之权变。渊明达者, 尚不至于抱狭隘的节义观而只着眼于晋室的王业污隆。然而儒学道德理想原则不仅看重目的, 亦不忽视手段, 目的既通过手段达到, 手段的正义与否亦必然反映或影响目的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干宝《晋纪·总论》论古代天下鼎革, 举文、武建周为例云:“三分天下有其二, 犹以服事殷;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 犹曰‘天命未至’;以三圣之智, 伐独夫之纣, 犹正其名教, 曰‘逆取顺守’;保大定功, 安民和众, 犹著大武之容, 曰‘未尽善也’。”以为如此始能“积基树本, 经纬礼俗, 节理人情, 恤隐民事”。此为三代之垂范, 后世许多取天下者虽崇拜权力, 但在手段上都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每每粉饰天命, 收买民心, 务欲使改朝换代显得更合符天理人情。魏晋以来, 禅代相循, 古道日颓, 窃国者已全然无视道义之掩饰。刘裕之篡晋, 同样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 其残忍凶暴诛杀无辜的做法, 固为仁厚正直之士所不忍见, 其欲达到之目的, 亦不得不为人之所非。且刘氏当权以来, 纵然在一些内外举措上有差强人意之处, 但就整体政治模式而言, 则无非以暴易昏而已。而刘宋开国以后, 其寒人政治的劣点立即暴露无遗, 统治层中猜忌诛杀, 内乱不已。种种现状, 都令志行高洁, 秉性贞刚, 崇尚理想的陶渊明, 对由田舍翁暴发起家. 毫无政治道德感可言的刘裕之流, 于失望之外, 更多了一层愤懑反感鄙夷厌憎的情感。此种心情下写出的诗篇, 自是激楚之音多于恬静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