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契丹族部落联盟长李过折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契丹族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见葛承雍《对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的解读》(《考古》第9期)。清格勒、刘凤翥《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文>考释》(《民族语文》第5期)对内蒙古巴林右旗同墓出土的契丹小字与汉字刻文作了对比研究。杨杰《乌日根塔拉辽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铭再考》(《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认为该墓为辽圣宗和淑仪耿氏之孙、耶律宗愿之子耶律弘用或弘辩夫妻合葬墓，淑仪耿氏、耶律宗愿皆有汉文墓志出土。冷山是金朝初期南宋使金通问使洪皓的流放地,洪皓在流放期间记录了许多金初的历史地名及女真人的轶闻旧事,名曰《松漠纪闻》。这是研究金朝初年历史地理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对冷山地名的考证,历来史家说法不一。王禹浪《金代冷山考》(《大连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学、考古学、水文地质、气候学等对金代冷山的确切位置进行了详实考证,对研究金初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完颜宗翰是金朝历史上一位重要大臣。王禹浪《关于金代完颜宗翰家族墓地的研究报告》(《满族研究》第1期),指出今五常市营城子乡靠河寨村石羊城地金代贵族墓地,当为宗翰及其家族墓地。金人王寂在明昌二年(1191年)二月初十至三月十二日按部辽东,有《鸭江行部志》纪事。陈钟远、刘俊勇《<鸭江行部志>沿途纪事杂考》(《北方文物》第3期)一文结合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对王寂沿途有关纪事再次进行了多次调查考证,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讨论。伊葆力《“上京鞋火千户铜牌”质疑》(《北方文物》第1期)，通过考证，认为1976年在阿城市金上京故城征集到的铜器不是金代腰牌，而是金代中期的一面小型龙纹铜镜。他的《金代官印考证》(《哈尔滨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介绍并简单考证了近年出土的16枚金代官印。陈杰《从“仁和馆”铭四系瓶谈起———兼谈四系瓶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第5期)，对四系瓶的用途、源流、流布时间和地区逐一作了分析，并对众说纷纭的“仁和馆”铭进行了探讨。完颜女真发祥何地,传统说法在黑龙江。董万?《完颜女真发祥黑龙江说应当重新认识》(《北方文物》第2期)提出不同结论:(1)完颜女真主体发祥于朝鲜半岛东北部咸兴平原,形成于牡丹江上源;(2)始祖函普“从高丽来”确有其事,但不是高丽人而是长白山“三十姓”女真人;(3)完颜女真是多元构成,主体却是长白山女真人;(4)曷懒甸人与完颜女真存在族源关系,都出自长白山女真;(5)传至九世穆宗盈歌、十世康宗乌雅束为都勃极烈时率部经营曷懒甸,是函普后人为了凝聚血族、扩大兵源而采取的重返祖宗发祥故土的战略决策,这为阿骨打统一诸部、建立金国奠定了基础。此外有刘浦江《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文献》第3期)，任秀侠《辽郑颉墓志考》(《北京文博》第4期)，李义《内蒙古宁城县发现辽代<大王记结亲事>碑》(《考古》第4期)，聂鸿音《解读西夏文钱币》(《寻根》第5期)，彭善国《所谓辽代釉下黑花器的年代问题》(《文物春秋》第4期)等。新的考古报告有《隆化县厂沟门辽墓》(《文物春秋》第3期)，《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辽代壁画墓》(《考古》第1期)，《齐齐哈尔富拉尔基辽代砖室墓》(《北方文物》第3期)，《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辽金墓》(《北方文物》第4期)、周峰《从朔州出土金代李汝为墓志谈正隆年号问题》(《考古与文物》第1期)等。

五 历史地理 民族史 对外关系史

1、历史地理。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辽朝五道制讹传的史料背景作了考证，指出辽朝州县实行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并踵唐五代惯例，以道指称节度使辖区，有时或指直隶朝廷、宫卫的防、刺州;进而对辽朝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系统相继建置的八个专司理财的路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分析。徐俐力、张泰湘《辽代边墙考》(《北方文物》第1期)认为今呼伦贝尔草原北部地区一段被指为金代遗存的边墙，实为辽代所建。杨蕤《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辽与西夏的西段边界事实上是一段“模糊的疆界”，而东段疆界位于辽朝西南面招讨司所辖的范围内，大致包括阴山及其以东地区。他在《论地理环境与西夏的经济类型及其相关问题》(《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中探讨了地理环境与西夏经济类型、经济区域分布之间的关系，认为地理环境不仅决定了西夏的经济类型，而且是影响西夏民族文化及其社会面貌的主要因素。女真人建立金朝以后,为了巩固其肇兴之地东北的统治,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东北边疆地区建立了以汉制为核心、兼具民族特色的行政建置,从而将东北边疆与内地整合为一体。李西亚《浅析金代东北的行政建置》(《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此进行了研究。王宏北,崔广彬《金代黑龙江地区城镇化的初步研究》(《大连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金朝建立后,黑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长城南北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不仅加速了黑龙江地区急剧的封建化,而且也大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胡里改路,是金代管辖东北部边区的行政机构。梁春雨《浅谈金代胡里改路》(《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一文，根据有关文献和出土文物,对胡里改路的治所和辖区、居民及其族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此外有佟建荣《宋夏沿边蕃部生存环境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鲁人勇《西夏的疆域和边界》(《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西夏安州考》(《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等。

2、民族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史。胡铁球、左理《契丹的兴起与部落组织的有序化及农业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部落组织是否有序和农业的发展程度是制约契丹族发展壮大的两个重要因素。彭向前《试论辽对西夏的遏制政策》(《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指出辽朝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对夏政策，辽控制西夏的目的在于利用西夏在宋境西部造成的紧张局势，向宋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他在《试论辽圣宗遣军远征甘州回鹘的战略意图》(《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中认为“远征”并非配合西夏作战，而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发动对周邻各族战争的一部分，是辽与宋竞争构建国际秩序的继续。汤开建《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三份重要文献》(《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介绍了以往宋夏关系史研究中鲜为人注意的《绥州城录》、《永洛故城》、《钟太尉传》三份重要文献。此外有郑川水《辽圣宗及辽与高丽藩交考略》(《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陶玉坤、薄音湖《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王天顺《西夏与周边各族地缘关系述论》(《宁夏大学学报》地1期)，杨浣、陆宁《略论唐宋党项政策与西北民族格局的互动》(《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胡玉冰《浅述汉文西夏图志在宋夏战事中的重要性》(《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陈国光《西辽统治者与西域地方伊斯兰政权》(《新疆社会科学》第2期)，黄震云《契丹的由来和辽代的建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1、2期)，任崇岳《西夏遗民何处寻》(《寻根》第5期)，杨富学《<述善集>与西夏遗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胡保峰《略论金都南迁后金朝形势与宋金关系》(《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策·巴特巴雅尔〔蒙〕著、郭岩、白丽娟译《哈木黑蒙古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之间关系的本质》(《蒙古学信息》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