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明清市镇的兴衰，不外乎从市镇的数目、人口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市场的密度、开 市的频率、商品的流通、商税的征课、商人的活跃、专业化的分工、市镇的影响等方面入手 。大体上看，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清代乾隆道光年间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是明清市镇经济发 展的三个高峰期。傅衣凌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在17世纪前后约200多年间发展得最为迅 速(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许檀对明清农村集市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嘉靖-万历年间，各省区虽发展程度不一， 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康熙-雍正年间集市数量较之明代已有所增长 ，不过除个别省区外增幅尚属有限;乾隆-道光年间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较清初有显著增长 ， 其中直隶、山东增长率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 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新开发地区如东北三省的集市也在迅速 发展(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刘石吉对太平天国与江南市镇的兴衰消长作了专题研究，指出太平天国时江南各区 域的市镇经济结构特征更加深刻化与尖锐化，它对江南市镇发展的影响表现最突出的是长江 三角洲一带，即松江府属及上海近郊。同光年间以后，这里的"新生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因此，太平天国连续15年的战乱，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推波助澜的效 果(注：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据吴仁安的研究成果，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状况，典型地映现了这三个高峰期(注：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 期)。

自然地理因素(尤其是水路交通条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明清市镇经济的 兴衰。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对明清市镇兴衰的原因展开了多侧面的系统分析。洪焕椿通过 分析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认为江南市镇兴起和商业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江南农 村经济走的是兼业化的道路(注：洪焕椿：《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和市镇经济的兴盛》，载洪氏《明清史偶存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吴量恺阐述了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指出正是 转运贸易使汉口镇得以崛起，也使沙市、宜昌等地成为湖北贸易重镇(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李华认为，清代湖 北农村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地方商人(主要是山陕帮等外省商人)的活跃，为湖北地区农村 市场的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注：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张家炎强调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认为该地区在农业全面开发之后，有大量米粮、棉布和少量棉花输出，吸引了 以徽商(贩米)、晋陕商(贩棉布)为主的外省商人和以武汉附近地区商人为主的省内商人参与 江汉平原与境外的商品交易活动，从而加速了江汉平原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促进了农村市 镇的繁荣(注：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 5年14卷4期。)。胡水凤在考察明清时期江西市镇时，充分肯定大庾岭商道的作用，指出这条繁 华的南北水路交通要道促进了赣江水运与沿岸商埠的开发，从而形成了南昌、九江、赣州、 樟树、河口、吴城、景德镇等著名市镇(注：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4期。)。赵冈认为，宋代以后余粮率的逐渐下降，尤其是 明清时期出现的人口过剩现象，是促成明清江南新型市镇兴起的两大诱因(注：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2期;《从宏观角度 看中国的城市史》，《历史研究》1993年1期。)。罗仑、夏维 中以明清时期杭州、苏州、嘉兴三府所属的江南运河沿岸市镇作为考察对象，指出江南运河 的交通引力对沿岸市镇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注：罗仑、夏维中：《明清时代江南运河沿岸市镇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4期。)。陈学文在对南浔镇的个案研究中， 探讨了促进南浔镇由一个村落(南宋)发展为一个巨镇(明清)的因素：首先，南浔附近蚕桑业 十分发达;其次，南浔处于江南水乡环境之中，交通便利;第三，富饶的腹地和丰富的资源 是南浔发展的后盾(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之七》，《浙江 学刊》1988年1期。)。吴仁安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嬗变途径，分析了明 代至清代前期该地区某些城镇衰败的史实，指出自然条件的变化、交通路线的更动、贸易地 点的迁徙、战争的破坏、封建官府和地主阶级的侵扰是主要原因(注：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 期。)。樊树志考察了苏松棉布 业市镇的盛衰，着重指出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棉业交易中心由于北方棉业的发展 而渐趋衰落，一些著名的棉布业市镇遭到太平天国时期战乱的破坏而一蹶不振，更多的棉布 业市镇则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日趋萧条(注：樊树志：《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乔志强、龚关在研究近代华北集市变迁时发现， 这些集市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缓慢地有所发展，这之后除少数工矿铁路沿线地区有些兴起外 ， 大都走向衰败。其原因不外天灾与清朝统治的抑制、农业结构的变化、近代工矿与交通的兴 起，而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是其根本原因(注：乔志强、龚关：《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4期。)。

吴承明认为，商业城镇增多是由明到清国内市场显著扩大的重要表现。市场扩大，尤其是 长距离贩运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应看到，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国内市场，还是一种以 粮食为基础、以布(以及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从而造成了市场的 狭隘性和长距离贸易的局限性(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台湾学者张彬村采纳吴承明对鸦片战争前夕的米、棉布、 盐三种主要商品的流通额所作的估计，认为明清市场经济不发达，即在明清时代，市场经济 相对于非市场经济部门，是一种附属的、补充性的经济。他通过列举需求(Need)、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和竞租(Rent-Seeking)三个问题，来检讨明清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市场需求偏低，交易成本偏高，竞租相当发达。他进而推测，农业生产力 没有改善和农民对市场的制造品偏好不高可能影响了需求，社会没有适当的变化可能让交易 成本减低，政府大量的垄断事业可能鼓励了竞租活动(注：张彬村：《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吴量恺指出，明清市镇经济的发展 ，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的起点，却没有引起城市经济发生根 本性变化。个中原因在于：第一，社会的惯性使商业资本继续封建化;第二，商业利润高于 产业利润，商人只能继续经营商业;第三，城市中牙行的存在，成为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 的障碍(注：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二)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研究，如 吴承明对国内市场的研究，方行对农村市场的研究，赵冈对城市人口的研究等，其特点是高 屋建瓴、逻辑严密、理论性强;二是中观研究，如傅衣凌、刘石吉、王家范对江南市镇的研 究，乔志强对华北集市的研究，张家炎对江汉平原市镇的研究，王笛对长江上游市镇的研究 等。中观研究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研究，它要求扎实的史料功底，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该地区 市镇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概况及原因、专业市镇的分布及特点、历史作用及影响。三是微观研 究，如陈学文对双林镇、濮院镇、南浔镇、乌青镇的研究，罗·威廉、范植清对汉口镇的研 究 ，梁淼泰对景德镇的研究，罗一星对佛山镇的研究等。微观研究实际上就是个案研究，其优 长之处在于，取景小、分析深、透视广，能够充分解析一个市镇的历史变迁，准确评估一个 市镇的历史地位。当然，许多学者并不局限于某一研究层次，他们以厚实的学养、灵活的视 野，将各种研究贯通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