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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探究

2.明清市镇的结构、功能、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明清市镇的结构，主要包括市镇的地理空间、人口构成、市场类型、商人集团等层面。关 于市镇的规模，刘石吉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江南地区1 000户以上的大镇多分布于苏 、松、太、常、杭、嘉、湖一带，其中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10 000户以上的巨镇 (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专业城镇都比普通市镇的规模大，它们拥有的非农业人 口一般都在1 000户以上，大镇则多至10 000户，松江、上海二城的人口更多至200 000人左 右，约40 000户上下(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文认为，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堪称江 南第一巨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何荣昌的估算比刘石吉等人偏低，他认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规模不一，较 大者为1 000户左右，或500-600户，最大的有2 000-3 000户，较小的为200-300户，有 的只有100户左右(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樊树志通过梳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指出镇与镇的间距以12 里至36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 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张海英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进一步打破了"墟"、 "集"、"场"的时空限制，形成各市镇平均距离约10多里路的水乡市场网络体系(注：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3期。)。许檀 指出，清代中叶华北平原的集市密度约为1-2个/100平方公里，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也 就是说，小农赶集一般半日可以往返。经济发达的江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明代中后期已达到 这一密度，清代更有过之。明清时期集市的开市频率，大体上从明代的每旬1-2次，发展到 清代的每旬2-4次，乃至隔日市(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王家范从市镇街区结构论及江南市镇有大、中、小之别 ，小市镇居多，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型，一河二街，街长1-2里。明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 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王笛对清代长江上游的市 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予以估算，指出每个市场平均服务范围在40-100平方公里之间。这 表明，以市场为中心，人们平均活动半径在3-5公里之间(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45页。)。这一估算结果与陈忠平对清中 期江南地区市镇初级市场平均贸易范围的估算结果有较大差异。陈忠平认为，在平原区，江 南绝大多数州县市镇初级市场的平均贸易范围在14-152平方公里之间;在山区，平均贸易 范围则在77-274平方公里之间。由此可见，在这种以市镇为圆心的初级市场贸易范围内， 农家距市场的最大贸易半径在平原地区一般仅有2-7公里左右，即使在山区也只有5-9公里 左右(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台湾学者范毅军认为，要界定一个市镇，其规模大小和空间范围是要考虑的基本因 素。一般学者都把史料中"所环"、"所聚"数千家或万家，视为聚居在一个完整的镇区。 其实，这极有可能指的是镇区邻近村落的居民总数。如果"所环"范围指现代一个行政单位 的镇所涵盖的四乡农村之地，"所聚"指狭义的工商所聚的市街闹区本身，那么清中叶以前 南浔镇的"烟火万家"，或乌青镇清初时的"居民万户"，所隐含的镇区范围就有完全不同 的 解释(注：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赵冈采用1953年中国政府人口普查时制定的划分标准，即常住人口在2 000人以上 ，其中非农村人口占50%以上者作为城镇，不足此数者作为乡村(注：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367页。)。

市镇类型以及市镇在全国市场结构中的位置，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吴承明在考察清代 前期国内市场时认为，自从宋代打破坊市制后，形成各级市场：第一，地方小市场，即墟集 贸易。第二，城市市场，包含手工业品交易中心的镇市。第三，区域市场。第四，突破区域 范围的大市场(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方行通过剖析清代前期农村市场，指出大体存在三种类型的市镇：第一， 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经济功能的市镇;第二，主要具有贩运贸易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市 镇;第三，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它导致从东南沿海到整个内地的穷乡僻壤，以市镇为骨 干、与墟集相串联、多层次的农村市场网络(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忠平从经济结构立论，将江南市镇分为三 种类型，即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消费性市镇。其中，流通性市镇是江南市镇的最基本 类型(注：陈忠平：《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转引自刘石吉《明清市 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郭松义在对清代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分类考察后指出，星罗棋布的市镇和墟市 ，都和近傍的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等紧密相连，再通过它们与全国各地以及 外国市场相沟通(注：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 99 4年2期。)。王家范、范金民、段本洛、王淑芬等人对苏州作为明清江南商品集散 中心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衬托出市镇在市场网络中的确切地位(注：参见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1 990年4期;段本洛《论明清苏州丝织手工业》，《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4期;王淑芬《明 末清初苏州城经济与社会结构初探》，《思与言》1995年33卷1期，等等。)。刘秀生认为，清代中 期存在三级市场结构，即商品收购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带动了一批新的商 业市镇(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王卫平运用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结构，认为市 场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地域中心城市、超地 域中心城市。但同时指出，市镇的层次与其规模(含空间、人口两方面)、商况是成正比的， 只 是由于江南地区市镇的专业化性质较强，其与外界的联系较为密切，因而在划分层级时不可 能与施坚雅的理论完全对应，而表现出地域性的特点。这是在观察江南地区市镇体系时必须 加以注意的问题(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

就各地区的专业市镇而言，刘石吉详细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和棉织、蚕桑和丝织、 米粮专业市镇(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6-8期。)。其他学者对江南市镇进行了大量的详实的研究，如樊树志研究了明清长江 三角洲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指出本地区丝业、绸业、棉业、布业市镇数量最多，规模最 大，营业额最可观(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以400多个市镇初级市场为基础 、数十个城镇专业市场为支柱、苏杭两大城市中心市场为枢纽的立体商品流通网络(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 文按职能划分明清时期湖州府的市镇，大体包括手工业专业市镇、商业专业市镇、交通枢纽 型市镇。他重点解剖了湖州府乌青镇的经济结构，认为它是商品集散型兼交通枢纽的工商业 市 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4期;《明清时期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单强认为，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以分成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和城市市场 三种贸易体系。以乡镇市场所经营的商品种类划分，江南乡镇约可分为三类专业市场：第一 ，棉布与棉花专业市场;第二，丝绸与蚕丝专业市场;第三，其他专业市场，包括粮食、运

输、盐业、水产、编织、竹木山货业、建材、铁制品农具、绣品、烟叶、笔墨、花车、榨油 业等各类专业市场(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罗一星提出了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认为到了清代前期，由于佛山镇 的崛起，岭南区域内出现了两大功能不同的中心市场--广州是"洋货"和"土特产"的集 散中心，佛山是"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注：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4期。)。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 市场结构，认为殆至清末，以吉泰盆地为中心包括边缘山区的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出现了制 茶业专业市镇、毛边纸集散市场等(注：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商人集团及其组织是系统把握明清市镇结构的重要方面，陈忠平对此颇为关注。他研究了 明 清时期徽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认为徽商是市镇上最为活跃的商人集团。陈忠平 还对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人集团设在明清江南市镇中的布号和布庄进行了专题研究(注：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5年5期;《明清时期闽粤商 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学术研究》1987年2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 《江淮论坛》1986年5期，等等。)。 王廷元、翟屯建等人也对明清徽商之于江南市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注：王廷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1期;翟屯建：《徽 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3期，等等。)。桑兵把商民罢市与 清末城镇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显示了资产阶级化商人在市民中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长(注：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5期。)。牙行是明清市镇异常活跃的 商人组织，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许檀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牙行与税收制度作了细密考察 (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单强分析了近代江南乡镇市场中的经纪人角色(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樊树志认为，在市镇经济结构的 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8 8年1期。)。蒋兆成在论述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 丝织业时指出，牙商大多是本地商人，垄断着当地丝或丝织品的贸易，但是从事远距离贸易 的丝绸贩运客商，才是促进市镇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注：蒋兆成：《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 。)。刘秀生剖析了牙行的职能及 其与客商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牙行持政府颁发的"牙帖"在市场上中介买卖，平衡物价， 校定度量衡，兼有管理市场的职能。客商在市场上收购商品，脱离不开牙行的管辖。因此 ，他们强烈要求摆脱牙行。脱胎于牙行的收购商，称为"坐贾"，而不称牙人。而独立于牙 行的收购机构更多地称为"庄"或"栈"(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

对明清市镇结构的分析必然涉及明清市镇的功能，这是全面评估明清市镇意义的关结点。 尽管各专门市场和专业市镇已经从表象上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但学者们仍然由表及里、 相当深刻地剖析了明清市镇的不同功能。许檀论及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功能：第一，农村集 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第二，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 常运转的重要环节;第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 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赵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定期集市对商业发展有深远影响。 这种广布的市集为农村消费者及小生产者提供了便利，但却阻碍了专业商店的正常发展。明 清时期的农村集市已经形成畸形发展，社会正常分工下的专业商贩不免相对萎缩(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方行声 称，清代前期市镇和墟集的发展，不但表现在数量和规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功能上 。市镇工商业比较集中，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密切，遂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向周 围扩散、推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市镇的这种经济作用，是与墟集相互结合而实现的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市场网络，以增强市镇经济中心的作用(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学文详加剖析了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功能，概括为以下几点，即促进商品经济综合发展;形成地域的自然分工; 逐渐促进经营方式的变革;将四乡的农副产品进一步加工成外销商品;供给农村一些生活资 料与肥料;农民和商人从市镇上获得信贷与讯息;市镇经济发展可以容纳、吸收农村中被分 化的农民，使失去或部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找到就业机会;民众从市镇上吸收文化娱乐 养料(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城镇专业市场的结构决定了该级市场的特有经济功能。 城镇专业市场作为广阔专业区内大宗专项商品集散、贩运贸易的中介，在整个地区商品流通 网络中起着集结市镇初级市场基本网结的骨干网纲作用(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樊树志强调，粮食业市镇是明清 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的第三大类市镇。米市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提 高的产物，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性互补格局的构成(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12月号。)。单强通过对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的研 究，认为乡镇市场与农村集市的功能有较大的不同。农村集市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供给，与 之相比，乡镇市场的这一经济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更重要的是，乡镇市场拥有农村集市无 法比拟的商品集散功能(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

基于对明清市镇结构与功能的剖析，学者们进一步总结了明清市镇的若干特点。胡如雷指 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市集和市镇虽然独具风格，但不免在很多方面受郡县城市的浸染，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一些郡县城市的色彩。首先，市集和市镇也直接受封建政权的赋敛。其 次，市镇也受封建政权的严密控制，而且有不少市镇最终转化为郡县治所。最后，即令是以 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在直接受地主政权控制的政治条件下，其中也会存在相当数量的官 府手工业(注：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278-279页。)。赵冈认为，明清两朝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在传统城邑，而在工商业市镇。江 南新兴的商业市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接近农村，与农村家庭手工副业打交道(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张研从 管理层面切入市镇，指出清代市镇的特殊性在于：它纯粹是在经济活动中或适应经济活动要 求自然形成的，并不是法定社区的行政区划组织，也不囿于法定社区的某一邑，这便带来了 管理上的诸多问题，并由此促成市镇独特的管理机制(注：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1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城镇 中棉布业商人资本的活动方式有其特色，即商人资本已由单纯的贩运贸易深入到市镇的购集 、批发贸易乃至生产领域之中(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江淮论坛》1986年5期)。何荣昌列举了江南市镇发展的四个特点，即"夹河为市 "是江南市镇的共同特征;江南市镇多分布在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和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地 区;出现了一些带有行业性特点的市镇;产生了工商业巨镇(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姜守鹏将北方集市与南方 (尤其是江南市场)进行比较，指出北方集与集之间的距离一般在40-50里，南方则在20里左 右;北方集市一般以5日集，即每旬2市为多，南方则以每旬3-4集为多，由此可见北方农 村集市不如南方发达(注：参见张明富《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杰作--读姜守鹏先生<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中国 史研究动态》1997年10期。)。蒋兆成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 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 地;另一方面，乡镇是在封建农村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它同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注：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

蒋兆成的议论，实际上触及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明清市镇的兴起与资本 主义萌芽的关系。傅衣凌是开启门径者，他倡言：考察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经济，必须充分 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中国大陆学者如陈学文等 人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见解，自觉将研究结论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注：如陈学文指出，市镇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桥头堡。参 见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2期，等等。王家 范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过高地估计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 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例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 市镇寥若晨星，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在 于，它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 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 ，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人注目的变革迹象。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 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台湾学者刘石 吉也不讳言，明清以来江南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罗 ·威廉在研究清代汉口镇的茶业资本时，声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庄的活动显示出商 业资本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他们在晚清时期已从简单的商品流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p.13 4.)。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就 与分歧共存，当另文检讨。

除了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一角度对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予以把握，还可从城市化和 近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市镇的意义。刘石吉指出，无论就人口或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 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行政机 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 机能"(Non-Administrative Function)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 展至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Full-Fledged City)。有些著名 市镇的"中央性"(Centrality)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 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 衰落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平添了不少的"现代"气 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长期趋"(Secular Trends)(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指出 清代城市可分为八个层次：京都、省治(地域首府)、道治(地域城市)、府治(大城市)、县治 (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 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 过程(注：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王瑞成认为，宋代直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 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 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 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注：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史学理论研究 》1996年4期。)。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 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 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 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 ，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 商品 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 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 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 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新的城市化模式既使一些城镇迅速发展，又造成 城市结构失调，城乡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注：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4 期)。

3.明清市镇的兴衰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