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见原书自序。

③ 见原书第十九“种蒜”篇内自注。

④ 见上揭原书“种蒜”篇内自注。

⑤ 见原书第三十八“种粟”篇内自注。

⑥ 见上揭“种蒜”篇内自注。

⑦ 见上揭“种粟”篇内自注。

⑧ 见上揭“种蒜”篇内自注。

⑨ 《魏书.贾思伯传》：“又迁太常卿兼度支尚书，转正都官……为侍讲……人授肃宗《杜氏春秋》”。又附《思同传》：“除黄门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劳大使……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

内容看：后人都认为是“援据博奥”①、“奇字错见”②、“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③。而其书杂说篇，论述所谓“治书”方法④颇详晰、颇具体，可知他当是富有讲书修养的兼富有藏书经验的“望族”子弟。又按：撰者罢官后，当是回原籍家居，自厕于齐民，以农牧为业。根据其书杂说篇所述，“治生之道，不仕则农”⑤，又根据其书自序，所谓“验之行事”、“晓示家童”;又根据其书养羊篇中自言： “昔有羊二百口”等纪录，已足证明。且其书内容，除部分辑自古书外，不少是原始纪录，且不少是实践心得，非有实际经验的不能下笔。这也是撰者曾业农牧的一证。

这里还得提及：最近有人认为“贾思勰即贾思同，因为他做过彭城王元勰的属官，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把名字改换了”⑥。这一说，只属推测，是否可信?值得商讨：(1)据《魏书》及《北史》所述，思同自幼便雅好经史，专精《杜氏春秋》。任讲官时，也讲授《杜氏春秋》。到晚年还跟卫冀隆为《杜氏春秋》辩论是非，积稿至十卷，未竟而卒。且生乎极少接触农事。从学风上和经验上看，似都不会撰述像《齐民要术》这一类型的书。(2)据思勰原书所述，知系作于游宦后，家居度田园生活时，通过“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才写成此书，借以“晓示家童”。但思同则自少“释褐”、仕途腾达，久任中枢要职，直至卒于官，从未获享田园生活机会。(3)思勰曾任高阳太守，所撰书也如是署衔。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任的或最高一任的官衔。但思同则自“释褐”后，由彭城王国侍郎、尚书考功郎、青州别驾，累迁荥阳太守、襄州刺史，晋封男爵、黄门侍郎、侍讲、尚书、侍中等官，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其最后的或最高的官衔不是高阳太守，且从未任过高阳太守①。(4)思勰成书，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间或稍后⑧;但思同却在武定二年的前四年即兴和二年(公元540)便死去了;且其晚年官阶相当高、责任相当重、国家又处于多事之秋，甚至连他的专门所学，即《杜氏春秋》辩论稿也未完成;更不会有余暇“丁宁周至”⑨完成这一部“卷首皆有目录”⑩的且冠有长篇自序的农书。(5)思勰称刘仁之为“老成懿德”⑾，似较仁之为后辈;而思同则较仁之先卒⑿，年龄可能大于仁之，官爵也大于仁之，学术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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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近人胡立初考证：《齐民要术》引用各书，计经部30种，史部65种，子部41种，集部19种，合四部共155种。此外无书名可考的尚不下数十种。

② 见《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引李巽岩《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

③ 见明胡震亨津逮秘书本《齐民要术.跋》。

④ 原书标题为“染潢及治书法”和“雌黄治书法”所述包括染书、用书、修补书、藏书、曝书等方法(当时的书系卷子本)。

⑤ 见原书卷端《杂说》。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颇欣赏他这一句话《四库提要》因这一篇的《杂说》与原书第三十篇《杂说》重出，疑为后人窜人。按可能是后人偶错乱其编次致析而为二。

⑥ 见近人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1957年科学普及出版社版)。据该书作者函告。谓此系近人栾调甫说。但其说尚未见有专论发表。

⑦ 《魏书》及《北史》本传，述贾思同历任官衔颇详，均无曾任高阳太守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