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一决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真正坐实了由韩非子提出而秦始皇没能实现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的“禁奸之法”(27)，从而为后世的专制帝王们提供了一条驾驭知识分子的思想绳索，而且也为梦想“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铺设了一条必由之路——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机器上大大小小的螺丝钉，为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鞠躬尽瘁。 正因为这一决策具有如此奇效，所以历史上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以“儒术”为唯一信仰的意识形态霸权却始终岿然未动。
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场大灾变!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历史使命的失落，意味着自己独立人格的丧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死灭，因为，严格地说，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其正确称谓应叫做“士大夫” 。而“士大夫”阶层的产生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品格全方位的大退化，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奴化”：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行为的奴化。
思想的奴化始于思想的禁锢，而思想的禁锢则始于某种思想的“独尊”。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一旦被供奉在金制的神龛中，也会化为腐臭， 而腐臭的东西唯一的功能就是毒化人的精神世界。它堵塞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此只能用钦定的思想思考，用钦定的思想生活，于是人们也就成了一群思想奴隶。而这些思想奴隶“常常不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得健康(指实现人的价值)”，“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完全放弃了他的自我，明明是不健康还自以为是健康的，他已完全丧失了其个性和发展性。”(28)这是一种多么可怖的精神“阉割”!历史证明，数千年来，在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中，关心的无非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从理论上千方百计地证明专制压迫的合理性，竭尽全力地抵御意识形态霸权以外的异端思想。为此，他们搞出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这些东西不管多么烦琐，多么玄妙，多么精致，多么详尽，但一无例外都是些思想奴化后的精神垃圾，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
思想的奴化必然导致人格的奴化。这点从“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那种对上的奴颜婢膝和对己的自唾自贱的人格表现上看得非常清楚。“杀身以成仁”(29)、“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0)、“说大人则藐之”(31)的传统逐渐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泛道德主义大旗掩盖下的卑言卑行、伪言伪行，一言以蔽之，奴化后的士大夫丧失了耻辱感。其最突出之处就是对被虐的麻木。几千年来，昏君暴主的淫威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刑不上大夫”不过是一句空话，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历史上的记载，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些匍匐在帝王面前的士大夫们是如何被任意凌辱虐待的：罢官削爵、大刑伺候、陵迟处死、祸灭九族……，然而他们对待这一切施虐却一无例外地高喊一声“谢主龙恩”。人们会问：这是人吗?难道他们没有尊严吗?难道他们没有人格吗?难道他们还不如动物吗?动物在被虐时尚且知道反击，人为什么在被蹂躏践踏之后，还要对施虐者千恩万谢?一个制度居然能使人的人格扭曲到如此程度，确实值得研究!
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其结果必然是行为的奴化。也许人们会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既可鄙又可怜，其实不然，这些吃着皇粮，穿着官袍，在皇帝面前一口一个奴才的叫着的体面人，一旦站在那些求奴才而不可得的小民面前，立刻就换上了一幅狐假虎威的老爷面孔，变成一群不折不扣的施虐者，这完全是一副奴才的嘴脸。这群施虐者既残暴又贪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官箴;“杀人众者为忠臣”(32)已经成为官僚们的统治术。自古以来，中国何以被称为“灾荒之国”、“腐败之国”?与有一群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在支撑着一个罪恶的专制制度是截然分不开的! 一定有人反驳说：士大夫们不是也曾涌现出为数不少“舍生取义”的孤臣孽子吗?不是也曾喊出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3)的响亮口号吗?确实如此，谁也不曾否认过这些。但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士大夫的整体品格吗?再说这个“义”，这个“天下”是谁家之“义”?是谁家之“天下”?写到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明成祖与方孝儒的一段对话，方孝儒因明成祖篡位而抗争，成祖说：“先生勿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儒说：“成王安在?”成祖说：“彼自焚死。”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说：“国赖长君。”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说：“此朕家事!”(34)这段对话最有力地回答了反驳者，也为古往今来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们的悲壮抗争定了性，一句话，在帝王们的眼中，这纯属奴才的自做多情!
三
十四世纪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勇敢地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试图用理性代替权威，用真理代替上帝，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掀起了奠定人类今后走向的“文艺复兴运动”，然后是十五——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此时(明清)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对这一亘古之奇变懵然无知，他们仍然沿着传统的轨道向黑暗的深渊中滑行，终日醉心于帮忙帮闲、科举八股、考据训诂、吟花弄月、党同伐异之中而无力自拔，这期间，西方文明也曾几次敲打过中国紧锁着的大门，令人痛心的是，以社会精英自许的中国士大夫，对此却不屑一顾，毫无反应。原因何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明清时代的专制主义已经达到一种空前的极至状态，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说过去的专制帝王们需要的是“有用型的奴才”，那么到了这时，则更需要“听话型的奴才”。为了使知识分子完成这种转型，从痞子皇帝朱元璋起，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大搞文字狱，强化本已足够严厉的思想禁锢，这种“改造”活动一直延续到“乾嘉盛世”。从此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精神空间也丧失殆尽了，他们完全蜕化成一群政治木偶，完全失去了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判断能力。这点，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连串国难中彻底暴露出来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屡战屡败?中国的士大夫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过去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日本知识分子却很快从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中翻然醒悟，立刻掀起了“开国欧化”的运动，使日本迅速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与此恰恰相反，在我们屡战屡败之际，士大夫们仍然顽固地维护着所谓“严华夷之辨”的朝贡体制;仍然坚持闭关自守;仍然搞什么“中体西用”;仍然认为孔子能够救中国，仍然不想虚心向西方学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司令伊藤致信邓世昌说：“贵国的现状无疑是一种政治体制的结果……现在这种体制已经过时了。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关闭中生存。您知道日本帝国在过去的30年中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我们又是如何屏弃了旧制度而采用了新制度。贵国也应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否则它将灭亡。”(35)这番话出自一个战败我们的敌人之口，它是对中国士大夫的劝戒，还是警告?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中不是很容易看出两国知识分子天壤相悬的素质差距吗?应该说，中国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奴性化的中国士大夫们是难辞其咎的!
如何面对这次来自西方、波及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挑战?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救亡”?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式的农民造反运动失败了;官僚士大夫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正当“伤心铁铸九州错，棘手棋争一着难”(36)之际，满目创痍的祖国又开始呼唤她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了，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生于忧患”的群体。
“甲午战争”惨败后，神州陆沉，社稷丘墟，此时从黑暗中再次走出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即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全都以在野派的身份积极介入政治，与当权派对抗，不管二者有何区别，这种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改造旧世界的大无畏精神是旷古未有的，这就为中国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走向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起点。但必须指出，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理想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他们以为只要一个旧制度灭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可是随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大混战，旧文化又借机卷土重来、沉渣浮泛，什么“定孔教为国教”(37)、“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38)……纷纷出笼，甚嚣尘上，大有将现世拖回旧的轨道之势。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以此为契机，中国第一代自觉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并在运动中孕育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纵观中国史，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狂欢节，这场狂欢节的主题就是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旧文化彻底决裂，按照世界潮流之走向，建设新文化，挽救危机中的中国。而他们所用的武器则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所走的道路则是“启蒙”之路，所争取的则是“个性解放”，是“人权”，所批判的则是“吃人”的社会，所要争脱的则是虚幻的集体主义枷锁，所提倡的则是“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终于承担起追求真理的历史使命，并且第一次与世界发展之大潮接轨了。
但是，中国这块被无数次血与火蹂躏过的焦土，似乎丧失了生机，绝对不是几次“运动”、几声呐喊就能够起死回生的。当亿万民众还是由润土、华老栓、阿Q、祥林嫂……组成的民众时，当他们面对着兵荒马乱、饥饿贫穷、亡国灭种的绝境时，他们肯定更愿意接受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们的“武器的批判”，而不是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的武器”，因此，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注定在现实中唱不了主角，“启蒙”之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中也注定走不通，特殊的形势逼迫中国知识分子们再次走上与强权相结合的老路，成为一根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飘来飘去的鸿毛，在新理想主义的大旗下作个摇旗呐喊小卒。
悲壮的新文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如飘风暴雨般戛然而止，此后的知识分子很快卷入国、共两党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武装斗争中，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各保其主去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向左转，以胡适为代表的向右转，只有鲁迅“荷戟独彷徨”，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孤独的拼搏着。这种分化，预示了知识分子这样的命运：“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9)难道不是这样吗?
“革命”似乎跟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个大玩笑。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革命”中“用来砸碎暴力锁链的暴力”，结果又成了“这根锁链上新的一环”(40)，而且这“新的一环”乃是致知识分子死命的一环。不管怎样，在过去的帝制下，当权者还唱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高调;虽然有“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等让人不寒而栗的绞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饭碗”还是有的;对于少数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不合作主义者，还留了一小块“种豆南山下”的“自留地”。总之，那时，知识分子还属于脖子上套着锁链的高级奴才，等而下之的社会群体还多得很。
毛泽东却把“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颠倒过来，1949年之后，他代表新政权厉声宣布：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 ‘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41)
……
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这仅仅是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蔑视和侮辱吗?如果那样的话，倒也无所谓，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一副赖衣求食的奴才相，早已听惯了主子的斥骂，如今让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臭骂一通，可以看作是他老人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嘛(至今仍然有人怀念他老人家的这种关怀)。但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毛的这些话显然意味着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重新定位。毛代表新政权先是极力贬低他们，将其视为是“余食赘瘤”般的废物，一巴掌把他们从过去“人上人”的地位打入现在的“另册”，然后是对他们慢慢地进行“最后处理”。事情难道不是沿着这个路数展开的吗?建国后不久，一些“反动”的知识分子从肉体上被无情地消灭掉了，而余下的则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据说要把这些“食于人”的寄生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强迫他们附着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作到废物利用。就这样，知识分子捧了几千年的“知识饭碗”，彻底被砸烂了。那么“无衣无食，曷以卒岁”呢?答曰：“接受改造。”
到此，知识分子方才恍然大悟，从今以后，遑论其他，连“吃饭”的问题也难于上青天了。
继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1952年掀起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规定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我们只讲当时的一个小镜头：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中国最知名的大知识分子——冯友兰：“冯先生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另一个大知识分子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42)
他们哭什么呢?大概哭“在人类最优越的制度”中，饭不好吃吧!此时此刻岂止他们在哭，就连“革命文人”们也在哭呢!其实，“思想改造运动”与以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相比，那只能算是小儿科。在后来那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运动”中，你能够听到哭声吗?如同一个冯友兰，经过多次“高压定型”，不仅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学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43)也就是说，“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这样的话，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你将作何感想?但反过来一想，类似的自虐行径古往今来不是多的是吗?又何必谴责一个冯有兰呢。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跳不出“冯氏怪圈”?这正是今天刚刚从恶梦中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亟须反思的问题。有人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很正确，信息时代的大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涌来，迎接这场严峻的挑战的任务当然地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肩上，我们必须向前看。但是，如果本来就发育不足的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然不知自己不足之处何在，而硬是要带着自己的先天缺陷，步履蹒跚地走向未来，那么在今后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他们是否能够胜任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很令人怀疑了。
引文：
1《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老子·三十七章》
3《论语·宪问》
4《论语·阳货》
5《礼记·中庸》
6《战国策·齐策》
7《孟子·滕文公下》
8《论语·里仁》
9《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10《孟子·梁惠王》
11.18《庄子·齐物论》
12《庄子·人间世》
13《庄子·德充符》
14.16《周易·系辞上》
15.17《老子·四十二章》
19刘向《战国策书录》
20《老子·二十七章》
21《论语·述而》
22《孟子·公孙丑》
23《荀子·正论》
24《韩非子·奸劫弑臣》
25《庄子·朐箧》
26.32《史记·李斯列传》
27《韩非子·说疑》
28《逃避自由》185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29《论语·卫灵公》
30《孟子·公孙丑》
31《孟子·尽心》
33范仲淹《岳阳楼记》
34《明史·方孝儒传》
35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第49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版
36秋瑾《柬某君》，《秋瑾集》第8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37.38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第459、46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9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40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1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第355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42《人物》1995年6期《怀念金岳霖师》
43转引自王永江、陈启伟《评梁效某顾问》，《历史研究》177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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