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驻防中设置最晚的两处将军级单位是伊犁和成都。由于驻地战事甫定，以及形势、环境的特殊需要，这两处的将军亦被清廷赋予部分节制绿营之权。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平定天山南北，因其地究属新征服之区，加上距离遥远，地域广袤，军事控制、军事镇压遂占据最突出位置，所以伊犁将军之权特重，所辖包括在新疆各地的参赞、领队、办事、帮办各大臣，掌天山南北路之军政，专任边防之事及统辖“外夷”部落。“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应听将军总统调遣。至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29]旧时人将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制度称之为“军府制度”，以与内地各省设总督、巡抚之制相对应，正是从清廷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特殊的军事统治制度中显现出来的。

成都是全国十余个将军级驻防单位中唯一设在西南的一个，其事权、建置等各方面与内省和北部边疆各驻防都有差异。四川属新辟地区，打箭炉以西均为“改土归流”属地，当地少数民族既不同于内地汉族，也不同于北部边疆那些与满族颇有相同之处的诸蒙古、索伦和锡伯等部落，清廷总结了大小金川事变的教训，认为“皆由历来地方官酿成”[30]，并不讳言设置满洲驻防将军的用意就是要监视、弹压当地大小官员。加上这一地区特殊的军事位置和与西藏的关系，所以清廷赋予成都将军的事权，也重于内地驻防将军：“所设之将军，若不委以事权，于地方文武不令其统属考核，仍于内地之江宁、浙江等处将军无异，尚属有名无实……自应令成都将军兼辖文武”，“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所有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调补，及应参应汛，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政，会同总督提奏，庶属员有所顾忌，不敢妄行，而番地机宜，亦归画一”[31]。成都驻防设置于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四十六年设成都将军标中军副将一人，裁中营游击一人，改设中军都司一人。[32]

这就是史料所谓以驻防将军统绿营者惟四川，或谓惟四川与伊犁的由来。而这两处军标无论从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上还是自身的性质上，都与前述三处具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后两处将军之统绿营，都以权力特重作为前提。清廷之所以敢给这两处将军委以重权，主要因为所派遣的将军是最为清廷信任的满蒙军事统帅，兵丁也都由满蒙八旗和东北的部落兵组成，而此时清朝统治已经稳定，对这些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施行的军事镇压也已取得决定性成功，清廷对于在这些地区加强驻防将领的事权，亦就可以更无顾虑。

可见，清初在汉军驻防地区建立军标、军标被撤之后又在福、广两处命将军节制绿旗，以及成都、伊犁两处的将军兼统绿营，这三个看似并无关联的问题，细察起来却有一脉相承之迹。

八旗与绿营的关系，说到底是旗人与汉人的关系，这是清代满汉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家”，但对汉人、哪怕是曾为他们打天下立过犬马之功的八旗汉军，其歧视与提防之心也一刻未曾放松。通过“军标”从设置到被裁撤的过程，我们一则可以看到汉军对于清朝建立政权起到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一则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对汉军表面信任、实则疑虑和限制的做法，这对于评价八旗汉军在清代的实际地位，也许是一个有用的实例。

[1]这里系指同治朝以前。

[2] 参见郑天挺《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将军统辖的称“军标”(只四川、新疆有之)”(载《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175页)。关于新疆的军标，是又一个问题，下文还将详述。

[3]《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二，页6425。

[4]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115-202。

[5]由汉军将领临时性地兼统绿营之例在清顺治初期甚为常见，如顺治三年(1646)清廷令付喀禅、李思忠率领八旗满兵于西安坐镇。付喀禅授为昂邦章京，提督满兵;李思忠则授为昂邦章京，提督汉军及绿营兵。又如张大猷，顺治三年授昂邦章京，镇守江宁，提督汉军及汉兵等。但均非定制。二人于翌年(即顺治四年)便被分别授为陕西与江南的提督总兵官。

[6]《京口八旗志》“序”，光绪五年刻本，页1。

[7]《大清会典》(雍正十年内府刻本)卷一二六“兵部职方司”。

[8]《康熙起居注》二十年八月二十日，页744。

[9]八旗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上三旗即镶黄、正黄与正白，为皇帝直接统领的旗分，其余为下五旗，归王公统属，地位低于上三旗。

[10]《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本)卷五五四“兵部·官制”，页8。

[11]新柱纂：《福州驻防志》卷首“福州将军新柱为福州驻防城修竣奏折”，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页533、584。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蔡良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福州驻防志》卷十三，页652。但从后来军标裁撤时的文件看，似无如此之多。

[14]《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235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一日。

[16]《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二，页2。

[17]《福州驻防志》卷一“圣谟”，页545。

[18]参见拙著：《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清代绿营中的八旗官兵》，载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页8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