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很清楚，京口等三处驻防将军领兵甚重，是出于当时当地军事控制与镇压的需要，这突出地反映了清前期八旗汉军在政治与军事统治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由驻防将军兼统军标，在使将军的兵力得到加强的同时，更体现为对将军权限的一种控制。

八旗与绿营既然为两个系统，绿营各级中下层武官与八旗有不同的统属，更何况清代绿营兵与八旗的不同之处又是“八旗驻防兵由于世籍，绿旗各营兵由于招募”，[16]即使是属下军标，将军对于各级官员尤其是兵勇的权限亦相当有限，这就使这几处的汉军将军，与统领同样数量八旗官兵的满蒙驻防将领，在兵力与权限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绿营既然由总督、巡抚和绿营将领各自统领几标，将军标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就在将军与当地绿营将领之间，设置了一道明确的界限。将军虽能统领几标绿营，但仍不得干预民事，也并无超越军标干预其它绿营军队之权。

在京口、广州和福州这三处举足轻重之地，却不得不重用并不敢完全信赖的八旗汉军，满族统治者自不敢掉以轻心，由将军兼统绿营，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八旗汉军将军的权力加以制衡的深层用心。

雍正帝对于在汉军单驻之地设置军标，解释为是因八旗“人数不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却不可尽信，如果看不到清廷对汉军旗人深深疑忌并千方百计加以控制的一面，对于清初汉军将军兼统绿营一事，就做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四，军标的裁撤与驻防将军的再统绿旗

雍正朝以后，驻防八旗人口日渐繁衍，初期“人数不敷”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而京口、广州与福州几处的局势也早已相对稳定，军标的作用也不如初设时那么明显。笔者曾在另一文中提到，驻防八旗出现生计问题，多以汉军为最突出，这是因为清朝政府施行“首崇满洲”政策，八旗汉军的挑甲机会要少于八旗满蒙的结果。广州、福州等地汉军八旗最集中，生计问题也最严重，驻防将军遂在标下绿营兵身上打主意，希图让得不到挑甲机会的汉军余丁挑补军标额缺，这一建议几经反复，终获朝廷批准并加以推广，军标遂成为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的一个“蓄水池”：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内阁抄出奉上谕：“……查雍正七年朕曾降旨，当日各省设立汉军驻防，因人数不敷，是以添设绿旗兵丁，命该将军管辖。今汉军余丁繁衍，足供差操之用。嗣后将军标下绿旗兵丁缺出，即将汉军余丁顶补。如绿旗兵丁之子弟内有祖父食粮年久者，著于本省督抚等标营名粮，准其充补。此朕再三筹划办理者，盖以当年汉军人数不足，是以添设绿旗兵丁。今汉军余丁日多，仍令充补本将军标下绿旗之缺，于情理实为允当。……[17]

乾隆朝令各省驻防汉军出旗，大多数出旗汉军都挑补了绿营额缺，所沿的也是这一条思路。因有专文撰写，不另。[18]

军标的裁撤，与此三处八旗汉军的出旗为民紧密相关。八旗驻防汉军的出旗，最早从福州开始，继而就是广州。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命福州原设四旗汉军官兵陆续出旗，翌年(1755)轮到广州，因广州将军力请，其3000名汉军仅出旗一半，尚余1500名。[19]汉军空出的额缺，由京师派遣等额的八旗满、蒙官兵充补。乾隆三十年(1765)，福建驻防内的另记档案人户1000名亦被放出为民。[20]至于京口驻防，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已被从将军级下降到副都统级驻防单位，仅留的一名副都统驻镇江，归江宁将军管辖。与此同时，京口镇海标营亦奉旨令江宁将军兼管。[21]这应视作军标被裁的开端。

乾隆二十六年(1761)又谕：

京口驻防汉军三千三百余名，虽系水师营缺，不可裁撤，然今太平无事，无需众兵驻守，而去岁皇上南巡时，检阅其操演，技艺甚劣，徒有虚名，并无实效。江南现有驻防满洲、蒙古兵近六千名，数额极多，若从中拣派熟谙水师营事宜者千余名驻守京口，将京口汉军兵缺概行裁汰。其额缺给予索伦、察哈尔丁，派驻伊犁，则于海疆、新疆地方均得劲旅，而索伦、察哈尔等获食钱粮，于其生计亦大有裨益。[22]

因将京口驻防汉军领催、马步甲共3000名，以及炮甲、匠役等悉数裁汰。

汉军既经裁撤，军标的裁撤也是势所必然。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下令将这三处的将军标悉数裁撤。广州“因系省会重地，若将将军标四营全裁，兵额稍单”，所以仅裁前后二营，酌留千余名，拨归抚标570名，广州协825名。京口将军标左右二营，实裁马步守兵855名;福州军标左右二营，裁兵1553名。[23]同时又将京口水师营拨归总督专管，从此不再隶于八旗。[24]三省军标至此不复存在。

福建、广东的汉军旗人出旗和军标被裁，不仅不意味着两处军事地位的下降，反而是这两处在乾隆朝以后地位愈形重要的表征，这是与京口的不同之处。此时用来换防的八旗满蒙官兵已在京师居住几代，对于汉地的语言与生活，都远较清初时更能适应，已具备了前往福、广等海疆驻防的能力。而一旦条件具备，就由满蒙旗人取代汉军，尽管有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考虑在内，但也表明了朝廷对这两处的特别重视。

而且，虽然广东始终留有半数的汉军未曾出旗，原隶福州驻防、建于雍正七年(1729)的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的汉军也一直没有出旗，当其中的开户、另记档案人出旗时，还曾派7户汉军另户顶补其缺[25]，这应是出于海防的考虑，但这两处的八旗驻防将军，却已由汉军缺改为满缺，也就是说，此时的统兵之权已从汉军旗人转到满洲旗人手中。

驻防将军既然已是满缺，朝廷原有的对汉军将军的种种制衡也无存在意义，于是在这两处军标被裁不到40年之后，清廷复命两处驻防将军节制绿营。

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谕内阁，广东地方紧要，广州将军除统辖该省驻防满营之外，别无应管事件，所有广东省陆路镇协各营均著交该将军节制，著为令。[26]

嘉庆十一年(1806)三月二十三日朝廷又命福州将军亦从广州将军之例，节制绿营。见《清史稿》载：

福州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兼辖福州城守营，节制福宁镇标、福州城守及同安等营。

……

广州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节制南韶连镇标、潮州镇标、高州镇标、琼州镇标、惠州协标、肇庆协标、广州城守协、三江口协、黄冈协、罗定协、增城各二营，南雄协、钦州各一营，雷州左营、前山、永靖、连阳、惠来、骁平、潮阳、廉州、儋州、万州、和平、四会、那扶、永安、兴宁、平镇、潮州城守、石城、阳春、三水、徐闻、绥瑶等营[27]。

但这不是“军标”，具体地说，这两省的绿营除督标、抚标、提标各有专辖外，其余陆路各镇协均交该将军与总督一体统辖。凡各营任卸、操防、巡辑、差遣及一切弁兵升调，均由各镇协具文申详，将军查考其军政举核咨商会题，至升调拔补则由总督移知。[28]这是从加强全省军事部署的角度考虑的，将军的实际兵权，比起独自控制几千“军标”之时，反而有所加强。此时的驻防将军已经改为满缺，所统官兵大部也是满兵，是解释这两处将军事权何以加重的关键。

五，伊犁与成都将军的兼统绿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