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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旗的问题

【论文提要】清代的额设制兵，主要由八旗与绿营两大部分组成。由于二者间具有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性质，所以以往研究清代兵制者，都是谈八旗者专谈八旗，论绿营者仅论绿营，本文从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问题入手，详叙八旗“军标”设置的原因、时间、过程与性质，重点在剖析清朝统治者建立军标的深层用心，从而探讨清前期八旗汉军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与绿营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八旗 驻防将军 绿营 军标

有清一代的额设制兵，主要由八旗与绿营两大部分组成。[1]八旗是清朝自关外带入的劲旅，绿营则是清入关后改编明军降将降卒及后来陆续招募汉人组成的部队。因二者间具有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性质，所以以往研究清代兵制者，都是谈八旗者专谈八旗，论绿营者仅论绿营，而很少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系。

将军，作为清代八旗驻防的最高将领，所统领的当然都是八旗官兵，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有部分绿营军队归其统属，史称其为“军标”。《清史稿》卷一三一“兵制”谓：“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3891页)，屡为后来谈兵制者沿用，[2]以讹传讹，忽略了清代曾在另外几处重要驻防地点设置军标的事实。因而本文写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澄清有关史实，并详叙军标的兴废之迹。而分析清朝统治者建立军标的深层用心，进而探讨清前期八旗汉军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与绿营之间的关系，则是本文的主题。

一，八旗驻防将军与所统“军标”

讨论具体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将清代绿营与驻防八旗的体制作一简单说明。

先谈首言八旗驻防与八旗驻防将军。

将军是八旗驻防的最高统帅。清军入关，在固有八旗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明代戍防的作法，将其从非经制发展到经制，从边疆扩充到腹里，形成有清一代特有的八旗驻防制度，并使之成为清朝得以统治全国近三百年的得力工具。八旗驻防按其驻地的性质、额兵的数量而有高低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级驻防单位由将军统领，驻地多在省会等重要城市，兵额均在千人之上，多者达六七千人;其次由副都统统领，则情况各异，有与将军同城者，内省各城大抵如是;有与将军不在一城而受将军管辖者，北部边疆各处均如是;还有由中央直辖以及由它城将军兼辖者。再低一级设城守尉，最次一级为防守尉，统领额兵最少时仅十数人。迄至康熙末年(1722)，全国已设驻防将军11名，即西安、江宁、杭州、京口、福州、广州、荆州、右卫，以及盛京、吉林和黑龙江。雍正朝添设2名：青州、宁夏。乾隆朝对八旗驻防有较大调整，增绥远城、伊犁、成都共3名，裁撤京口、青州和右卫3名，总数为13名。另有察哈尔都统，以及乾隆四十八年(1783)于乌鲁木齐增设的一名都统，可视为与将军同级的高层次驻防单位。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另。

在乾隆朝八旗汉军出旗为民以前，八旗驻防有满蒙与汉军合驻、满蒙合驻和汉军单驻等几种形式，其中西安、杭州等地为满蒙汉军合驻，京畿各处以及江宁、荆州等，或因其地位特殊，或因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为满蒙合驻而无汉军，则汉军单驻之处有三，最早的是京口，其次是广州和福州。至于成都、伊犁等乾隆朝之后建立的驻防点又另当别论。

再言绿营

绿营兵制基本上完整地沿袭明制，在内地十八省“随都邑大小远近，列汛分营，立之将帅，授以节制，于涉海、濒江又各设水师营以守之”[3]。绿营隶禁旅者惟京师五城巡捕营步兵，此外额兵60余万，以标、协、营、汛的组织系统分散驻扎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水陆交通要冲，由总督统辖的称“军标”，巡抚统辖的称“抚标”，提督统辖的称“提标”，总兵统辖的称“镇标”，驻防将军统辖的则称“军标”，是本文中拟详细考证的问题。标以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以下设营，以参将、游击、都司分别统领;营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外委分别统领。兵分三种：马兵、战兵、守兵。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完整而又细密的军事控制体系。

由此可知，所谓军标，就是由八旗驻防将军统辖的绿营军队。八旗与绿营既属两个不同的军事体系，而且在绿营正式建制以后，清廷曾有明确规定，即绿营归总督节制，驻防将军没有直接统率绿营之权，这是将军与地方官员互不干预内容的一部分。在这一大原则之下，何以又有由八旗驻防将领统率的绿旗，具体情况又是如何，这就是尚未引起治史者注意，而本文拟详细讨论的问题。

二，京口、广州与福州三处军标的设置过程

四川设将军级八旗驻防时已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史稿》所谓“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用于这一段时期大致不错，用来阐释有清一代兵制则不是事实。罗尔纲在《绿营兵制》中以乾隆朝《会典》为主要依据作《绿营行省营、官、兵数统计表》，其中虽将各省军标一一列出，但因未作特别说明，一眼看过去也很容易被忽略。[4]实际上，早在顺治、康熙朝时即已有驻防将军兼统绿营之例，均设置于由八旗汉军单驻的几处，即京口、福州与广州。不过，这里所说的，都是载于康熙朝以后历代官书的正式建制，临时性的由汉军将领兼统汉军及绿营的情况则不预其内。[5]以下分别言之：

第一个以将军兼统绿营之处是京口。

京口位于镇江城外，控扼长江下游，距江宁(即今南京)不过200里之遥。“襟江带海，上承淮泗，下控吴会，西接汉沔，东南锁钥，实在于兹”。[6]顺治十一年(1655)，清廷命江宁昂邦将军管效忠移驻镇江，次年又命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大将军，统率八旗官兵驻防京口，旋撤。顺治十六年(1660)九月，复命都统刘之源挂镇海大将军印，统八旗官兵共甲二千副，并左右二路水师驻扎镇江，镇守沿江沿海地方，这是京口正式设置八旗驻防之始。

这里所说的甲二千副即八旗额兵2000名，无庸议。至于左右二路水师，则文献语焉不详。据最早的康熙二十九年修《会典》卷九一“兵部”记：

江南·镇海将军一员，驻扎京口，标下左右二营(原设随旗前后左右四营，康熙二十一年以四营官兵归并提督管辖，本年仍归将军管辖。二十三年裁前后二营)。

左营 副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

右营 副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

同卷又记：

京口镇·镇守京口水师总兵官一员，驻扎江阴县，标下中左右三营。原系左路水师总兵官，属京口将军管辖，康熙二十一年归提督管辖。

仅从这两段看，仍不是十分清楚，兹再引雍正十年修《会典》：

镇海将军一员，驻扎镇江府京口，标下左右二营，兼辖京口水师协(原设随旗前后左右中营，康熙二十一年以四营官兵归并提督管辖，本年仍归将军管辖。二十三年裁前后二营，三十六年裁京口水师总兵，改设副将，归将军管辖)。

左营(原设左营副将，康熙三十八年改设中军副将，兼管左营事)

京口水师协(原设左路水师总兵官，属京口将军管辖，康熙二十一年改为京口水师总兵官，归提督管辖，标下设中左右三营，三十六年裁总兵官，改设副将，仍属京口将军管辖。其三营内裁右营，将中左二营改为左右二营。[7]

这就比较清楚了，京口将军除统领八旗官兵之外，还兼辖左右二营绿旗兵，此外并兼管绿营水师。从《会典》看，康熙中期以前，将军标下这几营绿旗的统领权也曾一变再变，或交由绿营提督或水师总兵，不数年又回归将军，或增设，或裁撤，应是八旗驻防与绿营均未明确定制的表现。

第二个设立军标之处为广州。

广东与福建地处沿海，为清初时的抗清基地，从郑氏一家到康熙末年的朱一贵，这一带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迄未停息。顺治七年(1650)耿、尚进入广州，后耿移驻福建，二藩曾叛应吴三桂，旋又降清，终于康熙十九、二十两年(1680、1681)先后被诛。耿、尚死后，部属“分入旗下，另立佐领”[8]，大部撤回京师，其余被分散纳入八旗汉军之中，而只留其中一小部分，与另外派遣的将军、副都统所统八旗兵丁一起，组成由中央直接统领的驻防八旗。广州设八旗驻防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将尚藩旧有15佐领兵丁分入上三旗，[9]人数共1125名，令驻广州，命汉军正红旗人王永誉为八旗驻防将军。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从京师增派下五旗汉军1875名，合为3000之数。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均未提到广东将军兼领军标的具体时间，有明确记载的是光绪朝《会典》：“康熙二十一年设将军标左营兼中军副将一人，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外委六人。”[10]这个时间，恰处于广州驻防建制、改编尚藩旧兵与从京师派遣八旗官兵之间，是值得注意的。

广州将军标下有左右前后四营，各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其中惟左营游击于康熙三十八年被裁撤，改设中军副将，兼管左营事。守备、千总与把总之设仍如其旧。总的说变化不大。

第三个是福州。

福州设置八旗驻防早于广州，为康熙十九年(1680)，绿旗两营的增设则晚于广州，为康熙三十年(1691)：“四旗两营驻扎省城，控扼上下游各府，为闽省之中权”，而福州将军的职掌即“以四旗而兼统绿旗”。[11]四旗，指的是八旗的镶黄、正白、镶白与正蓝。两营，即将军标下的左右两营绿旗，建制为左营：中军副将一员，原系铜山营副将，康熙三十二年(1693)改属将军标下。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右营：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

三，将军兼统绿营原因试析

京口、广州与福州是清前期仅有的由八旗汉军单驻之处，驻防将军均由八旗汉军充任，也为清前期各省驻防所仅有。关于三处军标的设置经过，官书记载不仅简略，而且散乱不全。三处驻防虽然都留有驻防志，但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的广州《驻粤八旗志》，记载详于后期而略于初创。同为光绪五年编纂的《京口八旗志》更是明言咸丰三年(11853)之前事已无案可稽。惟由驻防将军新柱领衔纂述的《福州驻防志》，成书时间既早(乾隆九年，1744，为清代所有八旗驻防志书中最早的一部)，记载内容又完备，所以这里以福州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情况为例，叙述“军标”设置时的具体背景。

为何让将军兼统绿旗，雍正帝有过明确解释：“当日各省设立汉军驻防，因(旗兵)人数不敷，是以添设绿旗兵丁，令该将军管辖”[12]。对于这一经过，福州将军石文炳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请增绿旗两营疏”，讲得更为具体明确。石文炳请求由福州将军兼统军标的理由有三。

第一，闽省绿旗水陆营兵统计64700有余，而旗营额设仅止马甲1683副，步甲347副，旗营兵单。而福建又是形势特别复杂之处，“自我朝定鼎以来，一叛于郑成功，再叛于耿精忠，兵民习见悖逆，人心机变异常。继自征讨台湾之役，添设营兵不下十数万，原督臣姚启圣募养战士不下万人，四方不逞之徒又复强半入闽”。可见当时闽省之民，许多也是由兵转化而来，率多强悍，且与绿营兵勇存在各种联系，这使闽省的绿营之兵，比它处更不可靠。区区二千余兵的八旗驻防，对付这六七万时降时叛的绿营，尚且战守不敷，更遑论承担镇守全省地方之任。

第二，闽省驻防八旗兵丁虽然都是汉人，毕竟以北方人居多，长于弓矢而短于火器。而闽地却平原绝少，不是高山丛树，就是深沟水田，骑射难施之处，必资火器为先。“臣欲请改火器，则失我之所长;欲专恃弓矢，又非地之所宜”。

第三，从福建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形势看，重要性并不逊于广东和京口，而兵额独少。

此疏得到朝廷重视并于翌年正式于福州添设军标两营。

京口、广州与福州，这三处清初仅有的以八旗汉军将军统领，属下官兵也皆系汉军的驻防点，有其共同之处。从地理位置说，广州、福州濒海，京口也是襟江带海之地。明末清初的抗清运动，就以东南沿海一带持续时间最久，斗争最为激烈，形势也最为繁杂，加上后来“三藩之乱”中有两藩即在福、广，可以说京口、广州与福州三处，直至康熙中叶以前，一直处于清朝统治的最前线。而这几处抗清斗争所以激烈，也与水战重于陆战，水战却是八旗无论满蒙汉军的弱项有关。如果派遣满洲、蒙古八旗进驻，一则长途跋涉，水土不服，二则语言不通、技艺亦无处施展，这正是八旗劲旅的“软肋”，也是清朝政府不能不往这几处派驻旗兵，但又不能派遣满蒙重兵而只能以汉军充数之故。

但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即使不能派遣满兵而非由汉军出面不可，又何以不增派八旗汉军而要由将军统领绿旗，如果真的如雍正帝所言，仅仅是因八旗兵力有限，为什么军标只出现在以汉军将军统领驻防的这三处?

三处将军所统兵丁的额数，应是揭示这一问题的入手处。几朝《会典》均未备载将军标所统绿营的额数，这里谨以石文炳《请增绿旗两营疏》[13]中的数字为准：

广东驻防额设马步甲3000副，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4000名，共计额兵7000。而军标多于旗兵。

福州八旗驻防马、步甲共2000名，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2000名(马兵400，战兵600，守兵1000)，共额兵4000。旗兵与军标相等。

京口将军额设马步甲3000副，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2000名，共额兵5000。旗兵多于军标。

通计起来，这三处将军统领的绿营总数已超过八旗，这当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数目。

我们可以将其与当时屯驻八旗甲兵最重的西安、江宁作一对比：

西安将军：据雍正元年满文朱批奏折记，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仅马兵就有7000名，其中4000为满蒙马甲，另有3000 汉军。[14]乾隆二十八年(1763)，西安的满蒙马甲已达5000名，较前又有增加。[15]

江宁将军：满、蒙马甲共4000，与西安同，不同者为江宁无汉军。

用设置军标的三处与江宁、西安相比，结果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如果将三处汉军将军所统旗兵与绿旗合计，则广州将军统领额兵总数与西安将军相同，福州与江宁同，京口介于西安与江宁之间。这就是说，三处额兵都已达到八旗驻防屯兵的最高数。

其次，如果仅从八旗兵数看，京口等三处则远远少于西安与江宁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