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禹的古书有《墨子》、《孟子》这样的子书(《孟子》宋代也被列入十三经)，也有《诗经》、《楚辞》这样的诗歌，还有《尚书》、《左传》、《竹书纪年》这样的古史书，等等。

《墨子》、《孟子》等子书中有大量关于禹的记载，这些资料固然可能就是写书者叙述或转述的故事，但也同样可能是当时的历史知识的记录。如果这些内容在其他各种书尤其是完全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内容不相背离，那么更为可能的是这项内容是当时的历史知识;但即便该内容完全不见于不同资料来源的他书，我们也不能简单论定就是写书者叙述或转述的故事，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资料只能互相证真，很难互相否证，否证需要充分的旁证资料。诗歌中记载的情况同样如此。

《诗经》、《尚书》这些是儒家的经书，它们是孔子教书的教材，甚至被认为是孔子编定，在传统社会的知识思想中五经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五经在长期的知识传承中反复被研究而没有被否定，对于五经中记载的内容我们应该有特别的重视。顾颉刚先生对《诗经》“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88]，虽然宋代的朱熹、郑樵等人已有此做法，但这种大胆还是过于轻率。至于《尚书》，是上古档案文献的汇编，资料价值更是无可比拟。

史书的客观性、系统性、概要性的特点无可替代。中国有规范、严密、长期不间断传承的史官系统，史书的传承是非常严肃的国之正事，极其谨慎规范，完全不可以自由无序的故事的传播相类比。正如胡堇人先生所指出：“古史官是世传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容易把史料保存。就是突遭兵火，他们因职务上关系，不能不尽法搜辑。况列国有史官，一国失传，还有别国可以参互考订，决不能各国同时间对于某时代造出一色的假货。”[89]因此史书记载的古史内容不能以史书的成书时间断限。史书记载的古史应该是研究古史的最基础的资料，是证明历史真实的最重要的证据。

对于古书的体例和成书情况随着近年战国竹书的大量出土和整理研究，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和思考[90]。中国的经书和早期的子书基本上都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重新删订，很多就是写定于这个时期。写定于这个时期的古书是否有更早的来历，大规模删订的古书又是否忠实于文献的原貌，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古人并没有如同后世一样的明确著作权，古书的“作者”、“述者”还有“撰人”，时间可以拉得很长[91]。因此不能简单用“人”的年代和“书”的年代来判古书真伪。

出土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也是用文字记录的包括档案、古书等在内的文献资料。档案文书的资料写定时间仔细分析起来也并不简单，夏含夷先生说，铜器铭文不是第一手资料，他根据《颂簋》铭文指出，第一手资料在朝廷的文件档案里，第二手资料是受命者受到得命册，铜器铭文则是第三手资料[92]。

对于古书性质和古书成书的认识不足，使顾先生简单地以古书成书时间来判定古书真伪，并断定晚出的伪书记载的古史就是伪造的。禹治水的古史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古书多有记载禹治水之古史，如《山海经·海内经》：“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徳用不扰。”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相关记载，《叔夷钟》：“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秦公簋》：“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

史官纪录的《尚书·禹贡》最为周致确切。《禹贡》首句是全篇总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概括《禹贡》旨意即曰：“禹别九州，随山濬水，任土作贡。”但在顾先生眼中，《禹贡》是战国时代之伪书，禹治水之古史是神话故事，“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93]。

古人并不怀疑禹治水的内容，相信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资料。但已指出《禹贡》首尾两句是史官的“史辞”。《禹贡说断》卷1引张氏曰：“此一篇以为史官所记邪?而其间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窃意‘禹敷土，随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辞也。”

最近新出的《 公盨》首句即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釐方设征。”与《尚书·禹贡》和《书序》的说法几乎完全一样。《 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充分证明“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釐方设征”确是周代史官关于古史载录的概说之辞。更考虑到《左传》所引《虞人之箴》的说法，我们可以肯定，周代史官系统早就有了关于禹治水的古史记载，“禹敷土”之说在周代史书中代相传承。从《 公盨》、《禹贡》到《史记·夏本纪》，关于禹敷土的这几句话几无差别，由此亦可窥史官传承史书严谨之一斑。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顾先生关于战国伪造的《禹贡》无原始意义可寻的观点完全错误。

五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94]在写第二册《自序》时，顾先生有了破坏与建设分工，用考古学来建设新古史的思想[95]。顾颉刚先生写《古史辨》第四册《自序》时，有了破坏与建设是一事之两面的新说法[96]。等到1935年顾先生与童书业合写《夏史三论》时，顾先生对自己的文献辨伪工作的自信到了极致，他断言夏史是传说，挖苦考古学不可能找出真实的证据，“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若是你们所有的也是书本上的材料，而且是战国以下书本上的材料，那么除了用这样方法整理之外是没有更适当的方法了。”[97]

也就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际，对于历史证据，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课程总论上开章明义：“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98]这也就是今日学术界艳称的地上、地下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所说的地下材料实际上还是文字资料，但不是传承而是考古出土的。实际上，由地层学、类型学支撑的考古学可以确定历史时间，并且考古出土人类历史活动的实物资料，因此狭义的考古学资料也同样可以真正被用作历史证据。

证明历史事实，包括文字、档案、书籍文献等在内的文字证据之外[99]，只要能确定其时间，并与历史事实或历史事实背景相关，考古、地理乃至于基本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地质、天文、气候、生物等各种资料，理论上也都可以用作证明历史事实的证据，由于这些资料之间及其与文字资料之间互为异质，笔者称之为异质资料，被用来证明历史事实的异质资料称为异质证据。当然，以文献(尤其是史书)为主的文字证据与各种异质证据相互参证证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十分复杂困难，基本技术规范还需要建立。但无疑，谨慎处理的异质资料能够互相协同，协同的异质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共同用来证明历史事实。如果来自各种异质资料的证据独立得出的结论惊人指向一致，那么只能认为被证明的就是这个历史事实。

上古史文献资料留存少，尤其是禹夏历史，文献资料“茫昧无稽”，有关夏史的历史纪录今天得见的只有周代及其以后的史书和各种其他性质文献中保存。因此，对于这些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的禹夏史实的证明非常困难，需要采用异质证据。

1959年，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确定河南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以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为夏人的活动中心“夏墟”，并对豫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100]。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豫西发现了大量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现在已经被认定全部属于夏文化，其中二里头一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880～前1730年之间[101]。许多文献上都有 “禹都阳城”的记载，考古发现证明，禹都阳城即是登封县告成镇西的王城岗城址[102]。告成镇北曾经发现春秋战国时的期“阳城”遗址，在城内外发掘的许多战国陶器上，印制有“阳城”和“阳城仓器”的篆体陶文戳记，表明东周时期的“阳城”就在登封告成。王城岗二期城址内木炭的14C测定年代距今4000±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103]，证明这里就是禹都阳城。

考古证据之外，天文、地理、地质等资料中也都存在可以证明夏史的证据。

我们举《禹贡》地理为例。据《禹贡》导河，黄河“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根据《伪孔传》、郑注、孔疏等研究，我们清楚黄河走向是至孟津、巩县、荥阳广武山[104]，然后转折向北过降水，从河南辉县继续北上，从河北平原入海。但是，《禹贡》又说：“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 荥波、孟豬与黄河又有什么关系呢?

黄河下游的改道，在春秋战国以后有过许多次，此前当也如此[105]。黄河下游改道入海，造成历史时期海岸线依然一步步继续向海推移。通过对当地海岸和河口堆积的深入研究，可有助于研究黄河到此入海的历史。据笔者所知，早在上个世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对渤海湾西部河口堆积和海岸线进行了富有成就的研究[106]。八十年代，韩嘉谷先生利用贝壳堤、古文化遗址、地质和生物等资料，对《禹贡》下游河道进行了考察，明确论证古黄河第一次到天津入海的时间，证明《禹贡》河走河北平原入海的时间远远早于春秋时期[107]。此后，王青先生也多次撰文讨论黄河下游改道和大禹治水关系等问题[108]。

黄河多次改道，交替注入渤海和黄海，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的成陆过程与黄河改道关系密切，而且其沿海贝壳堤的发育也取决于黄河的南北改道。当黄河经河北平原入海时，渤海湾西岸因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而迅速淤涨，海岸不断外伸，不利于贝壳堤的生长。当黄河改走苏北平原入海后，渤海湾西岸因泥沙供量不足，海水强烈侵蚀海岸，细粒泥沙被海水带走，贝壳等粗粒物受海水顶托便富集于海水高潮位，由此形成贝壳堤。黄河往返改道，交替注入黄海、渤海，就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留下了多道贝壳堤遗迹。现在已经探明，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发现的多道贝壳堤有着较清楚的时间序列，14C 测定两地贝壳堤的形成年代基本上相互交叉，指明了黄河改道的大体时间。研究表明，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是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距今 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南北大改道，时间上正好和史书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时间相吻合。

由此可知，禹夏时期，黄河正好有一次改道，在改道之前，黄河走的是南道，改道后走的是北道。《禹贡》导河部分记录的是黄河北道走向。《禹贡》：“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从荥泽至孟诸一线入海的河是黄河南流故道，这一线黄河在禹夏时当已近断流。大禹治水在这一线就进行阻水堙塞。大禹在荥泽阻水。《水经·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郦道元注：“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水经注·济水》：“《晋地道志》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大禹还在今河南商丘东北的孟诸蓄水。朱鹤龄《禹贡长笺》卷7引黄度曰：“盖因窪下之势，导而行之，浅流覆被。”朱鹤龄曰：“当是禹时故迹。”孟豬、孟诸也就是明都，故新近公布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以陂明都之泽”而“涂州始可处”。《国语·周语中》“泽不陂”韦昭注：“陂，鄣也，古不窦泽，故鄣之。”《周语下》“陂唐”注：“畜水曰陂。”

战国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据战国时的地理状况想象禹夏时期黄河南流故道的存在状况，所以顾颉刚先生说《禹贡》是战国人根据当时的地理伪造的话是错误的。

六

运用古书资料研究历史，王国维曾明确指出，“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的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109]王国维先生所谓“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笔者以为可作进一步理论推进，使其上升而成为一条关于历史证据的基本原则：即在不能确切证明某文献资料所揭示的史实为假的情况下(“谁立论谁举证”)，该文献资料不能作为“假”进行推论。或可简称为“非假推定”原则。

[1] 许冠三先生曾经有顾颉刚先生“始于疑终于信”的说法，认为顾先生的古史学在四十年代开始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笔者以为这是十分有见地的意见。本文讨论的是顾颉刚早年治学到《古史辨》七册编纂这一段时间中的古史研究方法。2004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上古史：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上本文引起了比较激烈的讨论。会议期间，李学勤先生多次向笔者言及他所认识的晚年顾颉刚的古史研究，笔者完全赞成李先生的观点，重视并高度评价顾颉刚先生在后期古史研究中实际态度和方法的变化以及由此取得的巨大成就。

[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1—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2。

[4]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3。

[5]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第一册P83。

[6] 柳诒征《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以例》，《古史辨》第一册P217。

[7]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69。

[8]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6。

[9]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8。

[10]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9—p110。

[11]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1。

[12]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4。

[13]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27。

[14]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5]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6] 王志刚《古史稽疑契子》，《古史辨》第二册p302。

[17]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71。

[18]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73。

[19]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88。

[20] 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古史辨》第二册P11。

[21] 傅斯年《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古史辨》第二册P141。

[22]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3。

[23]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P6,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2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

[2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4。

[2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4。

[2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6。

[2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80。

[2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9。

[30]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2。

[3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6。

[3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2。

[3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

[3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9。

[3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9。

[3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2。

[3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37。

[3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0。

[3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5。

[40]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35—p36。

[4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2。

[4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6。

[43]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97。

[4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6。

[4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7—p48。

[4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8。

[47] 顾先生日记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p93。

[48]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P336。

[4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3。

[50]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3。

[51] 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古史辨》第一册p26。

[52]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一册p35。

[53] 顾颉刚《论孔子删述六经说及战国著作伪书书》，《古史辨》第一册p41。

[54] 顾颉刚《论尧舜伯夷书》，《古史辨》第一册p43。

[55]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59。

[5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9。

[5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5—p66。

[58]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2。

[59]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4。

[60]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59—p60。

[61]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0。

[62]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23。

[63]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64]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65] 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8—p29，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6] 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8—p29，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7] 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8—p29，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8] 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6，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9] 弗·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转引自叶舒宪编《结构主义神话学》p3—p11，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70] 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版，p294。

[71] 弗·普罗普《神奇故事的转化》，转引自刘守华《比较故事学》p39—p44，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72] 弗·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转引自叶舒宪编《结构主义神话学》p3—p11，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73] 钱穆《.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台湾《幼狮杂志》1980/12。

[74] 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计划》，《古史辨》第一册p215。

[75]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4。

[76]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9—p110。

[77]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27。

[78] 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古史辨》第二册P11。

[79]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1。

[80]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81]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82]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8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5—p66。

[84]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85]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98。

[86]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4—5。

[87] 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古史辨》第二册p375。

[8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8。

[89]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古史辨》第一册p94。

[90] 参看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李学勤《新出简帛与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1;谢师维扬《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谢维扬、朱渊清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1] 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1。

[92] Loewe &Shaughness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P29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3]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9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0—p51。

[95]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4—p5。

[96]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自序》p18—p19。

[97]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编p196。

[98] 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p2，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9] 现当代的历史研究资料中，照片、录音、影像等声像资料已经成为资料大宗。

[100]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11。

[101]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02] 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3] 《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4] 关于广武山对于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的地理学意义，参看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测蚀》，《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

[105]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106] 李世瑜《古代渤海湾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考古》1962年第12期(总第76期)王颖《渤海湾西部贝壳堤与古海岸线问题》，《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社科版)》8卷3期。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1965年《考古》第2期(总第102期)。

[107] 韩嘉谷《论第一次到天津入海的古黄河》，《中国史研究》1982/3。

[108] 王青《试论史前黄河下游的改道与古文化的发展》，《中原文物》1993/4;王青《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地理背景》，《中国史研究》1996/2;王清《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1。

[109] 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p2—p3，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威廉希尔app  历史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