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认定自己辨伪书之目的在于古史。“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49]具体地，顾先生还为自己订立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也就是作《伪史源》、《伪史例》、《伪史对鞫》[50]。

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先生多次谈到辨伪书和辨伪史，明确道出自己的研究路径是通过辨伪书来辨伪史。“我能做的辨伪事情不过两种：(1)考书籍的源流，(2)考史事的真伪。但最要紧的事乃是‘考书里的文法’;这件事如果能够弄清楚了，那么，‘书的真伪’和‘作伪的时代’便不难随看随剖析了。”[51]“这《辨伪丛刊》分为两类：一是辨伪事，二是辨伪书。……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52]“从前常以战国横议，趁口乱道古事，造成了许多‘伪事’;现在想想，战国时不但随便编造‘伪事’，而且已在著作‘伪书’了。”[53]我很想把古史分析开来，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记事以着书之时代为次，看他如何渐渐的转变，如何渐渐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记了，使得作伪之迹无可遁形。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54]“他(崔述)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稳妥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55]

至于具体如何辨伪，如何由辨伪书“引渡”到辨伪史，顾先生在姚际恒、崔东壁之外，有了自己的大发明，这个发明就是他从看戏和民俗学研究中得来的经验。顾先生回忆自己在北大荒废课业沉迷看戏后的这宗意外收获说：“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辩论古史而明白承受。)”[56]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先生用简明的语言道出了他由看戏悟出的辨伪研究古史的具体方法：“我们对于那时的古史应当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57]。这一方法顾先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我自己就性之所近，愿意着力的工作，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原因。” [58] “(1)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2)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是我个人研究古史愿意担任的工作。”[59]对于自己的学问上的这一大收获，顾先生非常自信，在给钱玄同、柳诒征、李玄伯等先生的信中反复宣扬。“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60]“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61]“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62]“我对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63] “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不立一真，惟穷流变’。”[64]

不求历史真相而重故事变化，顾先生追求的原来不是特定的这个历史事实，而是后世关于这个“历史事实”的叙述的流变。由此我们明白顾先生对于姚际恒、崔东壁的不满。清代的这些辨伪书者尊重经书，相信经书较其他书的特别可信;他们有六经皆史的基本认知，认为经书所记载的史实的可靠。但在顾先生的眼中，“无论哪种高文典策”记载的古史都只当是故事看待。

顾先生并没有严格区分神话、传说、故事，但这些内容都可以说是民俗(folklore)，与历史相区别。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遗迹留存成为史料。档案、史书等文献资料记录了历史的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历史研究通过史料研究追求史实的真相。史书以其客观性、系统性、概要性成为传统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史书虽然也是叙述，但和故事完全不一样，是历史真实的客观纪录。

根据柳田国男的区分，历史在被用文字记录下之前，和传说一样全凭人的记忆，口耳相传。“当时的人也没有把传说与历史分别开来，区别对待”，“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史实抑或是传说，都是祖辈们遗留下来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所历，理应同等对待而无须区别。” [65]到了要用文字记载的年代，“人们非常审慎地甄别了浩瀚的材料，取舍严格，没有把什么都一古脑儿写进去”，记载“确属于前人十分重要的实历，而又无可置疑者”，“凡是经过后人明显修改的，都一律舍掉不予记载。” [66]口头流传的传说则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和历史远离，“不仅没有固定的叙述形式，而且它还越传越神，不断加码”，而与历史区别开来。[67]

至于故事，则从根本上就完全没有可信性[68]，故事的基本成分是普罗普说的功能[69]、邓迪斯说的母题[70]或者通常说的情节。正如普罗普所说，故事中“人物的功能是恒定不变的内容，而其余的部分都是可以变化的。”[71]故事流传除了母题(或功能、情节)外，其他任何内容都变动不居，变动不居的这些内容完全可以相互消解，这就显示了“民间故事的双重特征：它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又是统一样态的，千篇一律。”[72]

顾颉刚先生把古史看成是故事，古书所记录的古史就完全不被视为真实的历史事实，历史的真实从研究的初始已经被彻底否认。顾先生把不同来源的古史资料内容按照故事的情节合成编排，并标志以记录这些古史的古书的成书时间，历史也就只能是层累伪造。另一方面，不同来源资料记录的古史内容作为故事流传的不同版本自然可做互相消解，以记录古史的古书的成书时间来解释这种情形，古书也就全都成了伪书。连钱穆先生晚年都惊叹：“傥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73]由辨伪书再“引渡”回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辨伪，顾先生的疑古就必然走向对古史的全部推翻。“古人心中原无史实与神话的区别;到了汉以后始分了开来。”[74]“本来古代人对于真实的史迹反不及神话与传说的注意，所以古史中很多地方夹杂着这些话。”[75]

三

顾颉刚先生以故事来看待古书记载的古史，他的大禹研究就是这种辨伪疑古研究方法的应用。

顾先生确认禹是神的身份和关于大禹古史的神话故事性质首先缺乏依据。“禹”作为名号不能做“说文解字”式分析;对于天帝命禹这样的说法古人习用，《诗经》中“维嵩降神，生甫及申”就是例证;说禹治水敷土，非神力莫能为，是不明所以的猜测之词;至于说禹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76]，更完全没有证明力。顾先生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所以确认禹是神的身份和关于大禹古史的神话故事性质是顾先生先验的认识。

顾先生根据他所认定的古书先后次序排队演绎古史内容，编出一部古人关于禹的造神史。“《周颂》三十一篇没有‘禹’的一字，那时人竟没有禹的伟大功绩的观念;一到穆王末年的《吕刑》，禹就出现了;到西周后期，社祀也举行了，《大、小雅》及《商、鲁颂》屡屡把禹提起，看得他在古史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了。这一点分别是何等显著!”[77]这里顾先生使用了中国古代两部经典文献《诗经》和《尚书》的资料。《诗经》、《尚书》性质不同、资料来源(包括汇编的《尚书》和《诗》内部的各篇章)也不同，因此，其一，独立来源的资料可以用来互相证真，但难于互相否证(除非另有大量旁证)，傅斯年先生所谓“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78]。其二，独立来源资料必须独立进行分析，不可以用来互相演绎其中内容的先后变化。在这里顾先生不但无限度使用默证，而且完全采用了梳理传说故事传播流变的方式来处理经典文献资料，把独立来源的文献资料看成了故事流变的不同版本。

至于大禹治水，顾先生“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79]“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80]顾先生对古史“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81]，“不立一真，惟穷流变”[82]，不顾历史真实的存在;认为“对于那时的古史应当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83]，也不相信存在有关于真实历史的纪录。顾先生认为晚近的古书关于历史史实的记载都是伪造的，《孟子》、《禹贡》都是战国时代的古书，所以它们记载的古史必定都是伪造。“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84]实际上，历史记载的时间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历史研究追寻的是过去事实的真相，不能简单以晚书或伪书托词。辨伪以存真为目的，因此是其有限度的，决不是完全不顾历史真实的彻底破坏、推翻。

四

顾先生所从事的上古史研究有其非比寻常的特殊性，这就在于其资料的“茫昧无稽”。上古史尤其是夏代史的“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85]，“用了书本上的话来考定尧舜禹的实有其人与否固然感觉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唯一的材料呢。”[86]这一情形，陆懋德先生对顾颉刚先生的批评文字中也有比较平直的说明：“顾君就此点与其友人刘藜掞、胡堇人二君往返辨论，凡数万言，可谓极诙诡之能事矣。余独惜其至终未有结论，此皆因两方面所根据之材料均不出故纸堆中之旧文字故也。夫禹为历史前的人物，自不待言，而诸君所据以为辨论之材料，如《商颂》，《论语》，《说文》，又皆东周以后之纪载，岂能得其结果乎?”[87]

许多先生因为上古史料的这种困难而责难顾颉刚先生对考古资料的排斥，这种责难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理由是不公允的，尤其对传统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不习于使用考古新资料是可以理解的。完全限定在古文献范畴内同样可以进行古史研究。

问题在于古史的文献资料吉光片羽，而又性质不一、来源复杂，因此，对文献资料处理需十分的谨慎，尤其是必须对古书的性质和古书的成书情况有非常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