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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之探析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本文试图以影响极大的大禹研究为个案对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方法作一批评[1]。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 ，象形。’ ，《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禹是上帝派来的神，不是人’的意思。”并根据同样的资料《诗经》中《閟宫》、《下武》、《玄鸟》、《文王有声》、《皇矣》等篇指出，按照同样的推理逻辑，后稷、商契、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也就都应该是神不是人了[5]。刘还事实指出了顾先生这里存在的“默证”的问题，“因用不到牵入禹的事而不将禹牵入诗去，顾君乃遂谓作此诗的诗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然则此诗也因用不到牵入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不将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牵入诗去，我们遂得说《生民》作者那时也没有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观念吗?”

柳诒征先生更是对顾先生用《说文解字》象形来揣测禹是条虫大为不满，批评顾先生不懂《说文解字》宜例[6]。连最疑古的钱玄同对顾先生对大禹的研究也不敢赞同，他在1923年5月25日的《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先生据《说文》云‘从 ’，而想到‘ ’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7]

在众多证据确凿的反驳面前，在大禹问题上，顾先生只能很快承认自己研究的某些失误，“我原以为《楚词》上说‘禹降省下土方’，自上至下为降，也有上帝派下的意思;但看了‘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等句，觉得还不能算做理由。”[8]并不得不马上声明：“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设。”[9]但顾先生还是坚持大禹是神话人物，禹是神，大禹治水是神话故事。《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这篇长文对禹作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至于禹，他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父鲧子启全出于伪史，不足信。)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10]“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11] “禹为社”，“《大、小雅》皆宣王前后诗(我信西周初期的诗只有《周颂》)，则禹为社神之说起于西周后期可知了。”[12]“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 [13]在《论禹治水故事书》中又说：“甲地的洪水与乙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两地同受此水患，所以故事流传所及，会得合成一物，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传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黄河的水患故。中原的人受了黄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个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传了一个禹来，于是就十分的信奉了。”[14]“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15]

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在此后的学术界和社会上反响巨大，《古史辨》第二册中就收入了当时的不少批评文字，其中一些对顾先生研究方法的批评颇中肯綮。王志刚先生以为“顾颉刚等且疑及神禹为古之怪兽，直使神州古史与神话同一荒唐。古籍昭然，欲强天下人舍古以从今，恐非易事。”[16]张荫麟先生批评“顾氏文中涉及尧舜禹事迹者”[17]，“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18]，“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凿空附会”[19]。傅斯年先生指出 “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20]以后再次指出“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21]

距第一册出版四年以后，顾先生在写《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时表态：“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22]

顾先生研究大禹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他早期众多古史研究同样使用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顾先生并没有放弃。事实上，顾先生心中连“禹为动物”这个基本判断也并没有真正放弃。五十年代顾先生还在思考禹的神性，据研究，五十年代初期，顾先生在笔记中还在指出“禹之为虫，又得一证。”“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顾颉刚对‘禹’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23]

问题倒并不在于顾先生是坚持或是放弃了“禹为动物”这一说，而在于这一具体的学术考证中已经体现了顾先生论证问题的方法，这项具体的学术考证既是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理论建设依据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决不能回避的。当时一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学者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一个问题”，而顾先生当时放弃“枝叶”保“本干”的解脱似乎也太过轻松。

二

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疑古辨伪，一是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这两点不仅是顾先生对古史的基本态度;而且前者与后者相互联系，还直接构成顾先生处理资料研究古史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对自己古史研究的特点的形成有很清晰的认识。《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顾先生写了感情丰富的长篇《自序》，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经历和学术思想作了回顾。可以看出，在研究上古史并提出古史层累理论之前，顾先生的学术经历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做过前人疑古思潮的学术史整理工作。顾先生从小就对“历史的系统”有兴趣，“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晰的叙述。”[24]16岁时读《尚书》开始真正对古书和古史产生怀疑[25]，以后先后受章太炎[26]、康有为[27]影响，对照出古文经、今文经各自的不足，愈加强化了疑古思想，“引起我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28]。1915年顾先生做了《清代著述考》[29]。到北大后，在胡适的引导下，开始研究姚际恒[30]、崔东壁[31]，并发起编辑《辨伪丛刊》[32]。另一个方向是做过民俗学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顾先生对于民俗学的浓厚兴趣也是幼年就培养的[33]，曾在祖父母和婢仆的口中饱听故事 [34]。到北大后，沉迷戏剧而变成戏迷[35]，还经常从戏中产生一些民俗学的心得[36]。1918年，顾先生响应刘复等号召搜集歌谣[37]，又因胡适研究《水浒》故事的影响，以为“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办法。”[38]

顾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可以说就是疑古辨伪。

顾先生的疑古精神大胆勇猛。在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演后，顾先生“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我顿觉得当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 [39]1914年，“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瞭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为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40]在标点姚际恒《伪书考》时，“古今来伪造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为这样，我便想把前人的辨伪的成绩算一个总账。”[41]读崔东壁，“见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见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42]顾先生疑古的大胆，使他常敢说“预计中的许多篇‘某书中的古史’”这一类的话[43]。

顾先生因为疑古而开始辨伪，由一种读书的态度而终于进入到实在的学术研究工作。读了姚际恒、崔东壁等清人以及宋人郑樵等的辨伪著作后，顾先生的疑古更彻底了。1921年，顾先生在“继续点读辨伪的书籍之外”还讨论了“《红楼梦》的本子问题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实”，“辑录《诗辨妄》连带研究《诗经》和郑樵的事实。”[44]，结果“竟发现近代的史籍，近人的传记也莫不是和古书古史一样的糊涂;再看清代人的考证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考证的开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45]“因为辑集《诗辨妄》，所以翻读宋以后人的经解很多，对于汉儒的坏处也见到了不少。接着又点读汉儒的《诗》说和《诗经》本文。到了这个时候再读《诗经》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我真大胆，我要把汉学和宋学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来。”[46]对于此时的顾先生言，“辨伪”就等于是“攻倒”、“推翻”，意味着彻底的破坏。

顾先生从事古史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前人辨伪书工作的继续。在《古史辨》第一册初编之时，钱玄同就曾认为此书题名不合适，但顾先生未作改动，在致钱氏信中说：“我所以不换去者亦有故。因为我所作的各种文字，凡收入此编者，其目光皆在于古史。(1925.9.18)”[47]胡适先生在介绍《古史辨》时这样说：“因为这个原故(指标点《古今伪书考》)，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相接触，于是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画。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