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了准备。中世纪的大学体制为学者们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证，成为当时各方面学者活动的舞台。例如13世纪的牛津大学就是当时欧洲的科学中心，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在那里开始萌芽。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太斯特(Robort Grosseteste，1168~1253)和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将柏拉图对数学的强调和亚里士多德对实验观察的强调结合起来，奠定了现代科学兴起的基础，他们自己也成为现代科学的先驱。此外，但丁、薄伽丘、哥白尼、伽利略、弗朗西斯•培根、牛顿等人的思想，也都是在大学的土壤上产生的。

中世纪的大学让“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理想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讲，科学的价值不在于作为实现某种崇高目的手段和工具，它是自成目的的活动，它是自由的人进行的自由思考，它有着其内在的价值，因此，科学活动更类似于游戏，而不是获取某种实用价值的工作。然而，这种理想唯有通过某种见证获得现实力量后才能表达出来，中世纪大学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就是一种见证，它让那种理想成为了现实的可能。在大学兴起以前，古代学院中的学者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们既是真理的追求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更是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的帝王师。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知识分子成为四处游荡的乞儿，另一方面更是让他们活动沦为可有可无的工具。中世纪的大学通过知识活动的行业化，使得知识分子以“分子”的方式显现出来，让他们不再停留于“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想境界。如果说知识是由于对自己的否定，最终才被某种力量见证出它的价值的话，那知识分子也必须通过对自己的限定才可能为某种力量所见证。

以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为标志，我国传统式的书院教育就终结了，现代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大学的翻版。然而，无论是从大学教育的理念，还是从大学的法律地位来看，我们的大学与西方大学又有着根本的不同。现代社会的构架、学科的分类等都使得回到传统书院几乎不可能，因此，重新审视和理解西方大学教育的精神，或许会让我们思考到更多的东西。

主要参考文献：

(1).C. 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2).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3).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宏译，1999年.

(4).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

(5). Frederick Copleston, S. J.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ume2, Mediaeval Philosophy part1, Augustine to Bonaventure. Image Books edition 1962.

(6). A. Fremantle. The Age of Belief,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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