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些理由，古籍整理方向的适当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尽管古籍数字化和电子文献资料库的建设，在目前甚至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都可能不如人意，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古籍数字化和电子文献资料库的建设，决非一朝一夕之事，长期而不间断地将古籍数字化并充实进相应的资料库中，是今而后古籍整理的基本目标，也该是我们这一代整理古籍者所需要担负起来的任务。
(二)古籍整理方向的调整
1、数字化
数字化将会是古籍整理首要方向。数字化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图片扫描技术，将古籍以原来的样式转变为电子文献。新近的《四库全书》电子版，大概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在保持古籍原貌上具有非常主要的价值。不过，由于通常只需掌握图片扫描的基本技术即可，这一工作不一定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古籍整理者来从事。另一种方式，就是在前期将古籍输入电脑(扫描是其中的输入方式之一，是现在使用最多的方式)的基础上，对古籍进行校点。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夏文库”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在基本的工作性质上，同过去惯常所用的方式相同，也是需要具有古籍整理能力的人才能够从事的。
图片扫描方式，在将书本形式的古籍转化为电子文献上，具有以键盘、手写输入方式难以比拟的快捷。并且，由于它保留了原来古籍版式的原貌，在古籍的版本判断和同一书籍不同版本的文字校勘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不过，由于图片占用的储存空间大(图片精度越高，所占空间就愈大)，且在古籍的全文逐字检索上也颇多不便之处，所以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加以校点的电子古籍更利于收藏，也更加实用。
但是，如果古籍的数字化仅仅局限于上述形式，显然还是低估了古籍数字化的发展前途。实际上，数字化所蕴藏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首先，当必要的区域协作关系建立起来后，全部古籍都成为共享资料乃至整理对象，完全成为可能，而这在纸质图书时代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的图书扫描技术，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而更为先进的图书输入技术，也必然会在以后的年代中被开发出来。
其次，相关电脑工具软件的开发，将提高古籍整理的精度和速度。比如版本校勘方面软件的开发，将会替代传统古籍整理所通用的人工逐字对校法。而文字校对系统软件的发展，也将会在提高古籍整理和出版质量上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人名、书名、地名等专名，部分标点符号，异体字统一等等方面，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相应的软件)。
第三，电子文献资料库的建立和扩大，以及相关文献检索技术的开发，不仅会提高古籍的利用率，而且也会给古籍整理带来极大的便利。以校勘为例，利用这一技术，无疑会提高他校和理校的准确率。
因此，作为对未来古籍全部电子化的一种准备，现今的古籍整理研究人员有必要将旧时网罗一部书的众多版本精加校勘的整理方式，逐渐调整到古籍的快速电子化上，以便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库建设后，利用更高新的技术来从事这样的整理工作，而工作的轻松和快捷程度以及整理的质量，都完全可能超过先前。
2、古籍的文献学研究
选择某一部或某一类古籍，从文献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是古籍整理机构需要予以重视的一个方面。这一种研究，在以往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并不占有太高的地位。
所谓文献学研究，是指根据文献学的学科特性而对古籍所进行的研究。它与从思想史、哲学史等方面对古籍进行的研究性质不同，应着重解决古籍在文献构成、传播、原始价值和再利用价值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在古籍校点中发现却不能直接通过校勘记而予以解决的问题。
从可行性方面来说，单一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不可能遍地开花。有计划地对经典性的、常用的古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通过自然积累而扩展到其他古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做法。究竟如何去规划这样的研究，不是本文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处仅提供本人实际工作所遇到的一个事例，以为大家参考。
《明儒学案》一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部著作，几乎所有涉及明代研究的著作，都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更有论者称其为“我国第一部……明代学术史专著”或“明代理学史专著”(《宋明理学史》)。90年代初笔者在研究江右王门弟子的学说时，将其中黄宗羲纂录的江右王门弟子的语录，同原书进行了核对，结果却发现：黄宗羲不仅大量地对原书的语句进行了删减，而且也不时有张冠李戴的错误。进一步研究后发现，黄宗羲不仅在人物传记的撰述上大量采用了明人文集等书中的材料，而且在人物学术倾向的评价上，也大量采用了前人的说法。其中王时槐的《诸儒学案》，是征引频率极高的一部著作(笔者尚未查到《诸儒学案》是否现存，此处的判断是依据《献徵录》中存留的《诸儒学案》材料作出的)。象这样一部使用率极高的著作，由于缺乏前期的文献学研究，使得不少研究者对它的评价都不免武断。
类似的情形，在我们的古籍整理活动中不会少见。合理规划这样的研究，对提高古籍的文献学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当电子化成为古籍整理的首要方向后，文献学研究不仅会有效地解决快捷电子化不能精勘细校和古籍精品出版精雕细刻之间的矛盾，而且其研究成果，也将在使该古籍的价值更加广泛地为人所知，从而提高其利用率上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文献检索
从史学研究的实际需求来说，古籍的文献检索在提供搜集资料的便捷程度和深化研究上，都具有惯常通过阅读古籍搜集资料所难以比拟的作用。简单的例子是，十年前叶圣陶的《十三经索引》以及燕京哈佛大学所编的一些索引，是我们使用十三经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而逐句检索(叶书)的限制和单字查阅的麻烦(燕京哈佛索引)，既不方便，也需要大量的时间。但是，多年前台湾学者开发出来的《十三经全文逐字索引》电脑软件，利用电脑检索，却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一经、或多经、或全部十三经中所需检索的文字全部检索出来，并能够立即将该字所在的段落转化成编辑文本。另一个是本人亲身经历的例子。明清进士总数有5万多人，如果要弄清他们的地区分布状况，一个人一个人地数，不仅费时长久，而且在相关方面(如户籍分类)的再利用上也几无可能。本人在过去从事相关研究时，曾将这5万余人按一定分类全部输入电脑，利用数据库所提供的检索功能，不仅可以极快地检索单个人名，而且在进士人数的地区(大政区或次级行政区)分布、各甲第进士人数或地区分布、进士的户籍类型以及姓氏分布等等方面，都可以进行非常便捷的检索。这类例子可以说明，当古籍真正进入电子文献检索后，古籍整理才有可能在实用性方面得到真正的提高。
我们仍不妨用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检索程式特性”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检索程式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料来源于该院网页)：
层级式目录
经由目录、页码调阅正文
逐段、逐页浏览正文
区别正文中的夹注、补文及赘文
处理表格
藉目录限定检索范围
任意字词、字串的快速检索
检索词后附加排除字集
提供完整的检索结果
仅此而言，电子文献检索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文献检索的范围。
同过去编辑检索书籍必定割裂原文不同，电子文献检索在基本数据库的建立上，并不需要将原文一个个分割。也正因为如此，预先对进入文献数据库的古籍进行整理，就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在提供单字、词、句检索并将检索结果有效提供给检索者上，对古籍的预先整理尤其需要。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顺应这样的需要，现在的古籍整理者有必要重新审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和预期结果。仅仅纸质出版自己的整理成果，显然是不够的。今后的古籍整理至少应该包含三个方面：数字化，文本整理，成为检索文件或进入相关检索系统。
4、文献类编
文献类编是古籍整理或再整理的一种方式。优秀的类编书籍，在更大范围内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从而提高研究水平上的作用，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我们无需再加讨论。此处所想说明的是：当电子文献检索已经逐渐替代传统的文献类编时，文献类编的方式将会如何变化?
从前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电子文献检索不必割裂原文，篇章、页码、段落、句、字的检索方式，已经将传统的文献类编功能自然地包含了进去。虽然如此，文献类编仍然具有其存在价值。一方面，电子文献检索有条件(如付费使用、地区和语言限制等)的使用，使得这一部分资源不可能为全社会所共享。文献类编恰好可以在满足那些无法使用电子文献检索资源的人的需求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个人精力的限制，也在部分程度上需要依赖文献类编。
不过，更为值得注意的方面，则是作为提高电子文献检索使用效率和价值的一种手段，文献链接提供了类编文献的一种新的形式。链接是网络实现快捷查询的主要手段。在个人计算机上，链接手段的应用，也可以节省磁盘空间，提供便捷的文件间的切换。(如书名、篇名、人名、其他专名、关键词等等)建立链接。这当中，以“类”形式建立的链接，其性质一同于文献类编。
对古籍整理而言，数字化和文献链接技术，可以在已经数字化了的古籍间建立起全新的类编形式。清楚地说，它将以目录类编的形式而取代传统的通篇(段)文字汇编。如果数字化了的古籍在文字校勘上足够可靠的话，这样的类编形式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传统的文献类编所难以比拟的：其一，它可以在不变更文献原始位置的情况下实现类编文献的检索;其二，它可以完全避免因古籍的二度整理而出现的文字错误;其三，查询的结果可以非常方便地转换成编辑文件的一部分。
5、古籍译介
在未数字化的时代中，古籍译介就是扩大古籍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当古籍逐渐实现数字化时，这种工作将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Internet网络技术，将信息交流的空间障碍大大地减除，但却将语言障碍大大地突出。对古籍而言，网络技术和其他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为扩大其影响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尤其是，对于希望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来说，网络和其他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也为之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中国古籍实现其他各种语种的翻译，其迫切性，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顺应这样的需求，古籍译介应该在较高程度上纳入古籍整理的工作中。尤其是在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上，对古籍译介能力的培养，也需要增加督促的力度。
四、对策三：教育课程的调整
(略)
五、对策四：产业化构想
古籍整理走产业化的道路，其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有效地利用现在和将来古籍整理的已有资源，古籍整理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近产业化。
(一)古籍整理产业化的可能性
古籍整理产业化，至少在三个方面是有其可能性的：
首先，基于数字化基础上的古籍整理，可以同商家形成联合，从而进入产业。几年前的《传世藏书》的出版(未构成产业化意义上古籍整理同商家的联合)，以及新近的《四库全书》电子版，都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其次，建设古籍电子文献检索中心，利用对现代社会影响愈来愈大的网络技术，向社会提供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产业化引入古籍整理。这一方面，台湾的“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的“华夏文库”以及现在一些网络远程图书馆所采取的方法，可为借鉴。
第三，软件开发。
由于第一种做法牵涉到古籍整理机构、投资商和出版商三方，在操作上情形比较复杂，本处予以忽略，只讨论后两方面的内容。
(二)文献检索中心的建设与使用
无论今后是否对全国古籍整理机构进行调整，以及按照本文的设想建立数个核心的古籍整理机构，建立作为汇总全国古籍整理成果并提供检索服务的文献检索中心，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古籍整理走上产业化的道路。而网络化，则为这一点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文献检索中心文献资料库的资料，来源于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由古委会提供经费资助的各项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必须以电子化文本的形式提供给检索中心。这一部分资料，将构成本中心文献资料的首要来源。
第二，虽无古委会经费资助，但自愿将自己的古籍整理成果提交给检索中心的成果。
第三，国内、外非古籍整理机构中存留、但愿意提供给本中心的古籍电子文献。
这三部分材料中，第一部分材料的提交，可以与古委会对资助项目的督促与管理合并进行。也就是：通过各项目承担者实时提交到检索中心之资料的数量与质量，古委会可以即时掌握各个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并以此作为评价项目负责人所在古籍所工作业绩的依据。
由于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项目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划予以实施，因此，本中心的检索文献将随着年代的延续而逐渐增多和完善。并且，由于拥有全国数十个机构(抑或归并后的数个核心古籍整理机构)的古籍整理工作者，中心的建设规模将是任何其他地区的类似机构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在吸引顾客上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检索中心建立后，在使用上也需要建立一些规则。可以考虑的方面是：对于核心古籍整理机构，检索中心的文献资源可以免费共享;对于自愿提供古籍整理成果者，可在一定的期限和范围内予以优惠;对于此外的所有机构和个人，如果他希望利用本检索中心的资料，则应该付费。本中心的收费所得，则可以用于支付相应检索软件的开发、网络维护和再资助新的古籍整理和研究项目等。
(三)软件开发
软件开发也是古籍整理走上产业化道路的一个可以利用的方面。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古籍整理机构中，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了。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的“古今全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软件发展，将成为下一世纪计算机发展的主导方面，软件产品的销售份额，据报载，也将在下一世纪的计算机销售份额中占有主要地位。虽然这一点并不一定能引用到古籍整理上，但是古籍整理至少在这样的几个方面可以尝试在软件开发上做文章：
其一，以在古代文献方面所掌握的知识优势，同软件开发商进行合作，共同开发软件。
其二，文献检索中心的文献，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后，成为软件。
其三，古籍作为文化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养成作用，可以成为相应的教育软件开发的源泉。
其四，经过改编后的古籍，可以成为游戏软件的故事来源。
总而言之，古籍整理如果不适应信息时代的社会变化而适度调整，它无疑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作为一个古籍整理研究者，调整心态，以应付不断变化的社会变化，寻找古籍整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许是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更应该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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