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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熙丰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与资金问题

[摘 要]劳力与资金，是王安石变法中农田水利法着力解决的两个问题。王安石与宋神宗主要通过征调民力、调遣军队与招募饥民等途径来解决劳力问题。而水利建设中的经费问题，则主要以按户等摊派、鼓励富户出贵与政府低息或无息贷款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途径虽无太多的创新，但促进了宋神宗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农田水利建设;劈力;资金

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项成效显著的新法。学界对此向来很重视，并推出不少成果。①笔者欲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熙丰水利兴修中的劳力与资金问题试作浅论，以期有补于王安石变法研究和今天的水利建设，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

①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4—169页。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1—146页。杨德泉、任鹏杰：《论熙丰农田水利法实施的地理分布与社会效益》，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汪家伦：《熙宁变法期间的农田水利事业》，载《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7页。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502—506页。

一、熙丰兴修水利的劳力问题

在兴修水利上，最棘手的问题是资金与劳力。这几乎是所有水利建设都要遇到的难题。正如曾巩所说：“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1](卷13《越州签湖图序》)先看劳力问题。水利建设，一般工程比较浩大，历时较长，需要劳力多。据史载：堵塞黄河小吴口，计役314.4万工;[2](P7634)开漳河用700万工日、滹沱河八九百万工日。[2](p6275)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需大批劳动者。郏亶筹划苏州一项水利工程，需历时三年，预计用20万劳力。[2](P5960)①修二段河，“所聚人夫十余万”。[2](p5576)元丰六年(1083)，治理洪泽河，预“计工二頁五十九万七千，役民夫九万二千一月，兵夫二千九百两月”。[3](《方域》”之10)水利建设常常受到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开汛期和农忙季节。故兴修水利通常要集中劳动力、集中劳动时间，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其难度与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如何因民所利而兴利，是摆在宋神宗、王安石面前的一件大事。

王安石变法时期，采用了募役、差调并重，有偿劳动、无偿摊派相结合的办法，鸠集农田水利建设劳动力。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利用军队 号称宋代募兵之一的厢军，是代民充任杂役的各种专业兵的总称。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4](后集卷41《兵制门·州兵》[5](p4639)一般无征战的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5](p6466)其中番号为“堤防”、“堰埭”的厢军，应属于专门兴修水利的专业兵。据《宋史·兵志》载：建隆以后的200多个厢军番号中，驻扎于成都的防河兵、杭州的“捍江都”兵、通州、泰州的“捍海”兵，[5](p4658,4664)从字面上看应属于水利兵。宋仁宗景祐(1034～1038)中，浙江“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至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尚有300人。[5](p2396、2397)在宋神宗熙宁以后的厢军中，“关河”、“广济”、“堰军”、“捍江”(3指挥)、“防河”等番号也都是水利兵。[5](P4672,4680,4684,4690)在熙丰时期，上述专业水利兵当然要参与水利建设。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神宗批示：天下水利兴修所役过“若干兵功”，岁终应呈报司农寺。[2](p5224)次年，开修漳河，“役兵万人”。[5](p2351)熙宁六年，枢密院诬奏：“淤田兵多死，每一指挥，仅存军员数人”。经查，“死事者数不及三厘”。[5](p2371)熙宁九年，修御河用厢军“一千七百余人”。[5](p2356)熙宁十年七月，据文彦博报告：曹村护理黄河的埽兵士多在“别处占使”，“见在只有兵十七人实役”。[2](p6942)参与兴修水利的厢兵，除了专业水利兵外，应当包括临时调遣的非专业厢军。元丰二年(1079)，调发壮役兵2000，京东厢军1000，滨、棣二州修城拣中崇胜兵5指挥，共约5000人，赴洛口兴工役。[2](p7220)次年，岁调“客军”(即非专业兵)9000人，专门修治黄河、汴河等。[2](p7425)元丰六年春，堵塞曹村黄河口，有20万兵参加。[6](卷15《塞曹村决河》)是役，当包括不少临时抽调的非专业兵。

厢军是宋代募兵的一种，是职业兵、雇佣兵，有薪水，靠国家供给养。因此，无论专设的水利兵或临时差调的厢军，都属于召募性质。不过，由于史载不详，无法知道熙丰时期有多少水利兵、有多少兵参与水利建设，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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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二千万”，《长编》本卷后校勘为“二十万”。

2.征调氏夫 征调民夫，是鸠集兴修水利劳动力的惯用手段。宋制：调发丁夫治河“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2](P186)宋代厢军虽是充当百役者，但其中水利军数量毕竟有限，许多水利工程仍需征调大量的民夫来劳作。宋仁宗时宋祁曾说：厢军“月费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藉农民以任其劳。”[7](卷101《上仁宗论三冗三费》)厢军所负之役，往往落到民夫头上，水利之役自不例外。

在宋神宗之前，调民夫兴修水利，岁皆有之。宋仁宗时，荆湖南路监利县“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岁调夫工数十万，不足，取之旁县”。[8](卷38《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

熙丰时期，亦常调用民夫。熙宁初年，张峋知鄞县，是县广德湖经久不治，“西七乡之农以旱告”，张峋“为出营度，民田湖旁者皆喜，愿致其力”，“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于工之余”，修水田二千顷。[1](卷19《广德湖记》)①鄞县广德湖改造，取于民愿，因力而致，但也属于差调民夫性质。熙宁年间，郏亶提举两浙水利，经度苏州一项水利工程，提出鸠集人夫计划时说：苏州五县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若每户出工七日，则可调发百万夫。[9](卷19《水利上》)②熙宁六年(1073)六月，“诏河北春夫不得过五万人，岁以为式”。[2](p5970)熙宁七年九月庚寅，诏：“河北旱灾，民方艰食，惟河防急切及修城，许量调春夫”。[2](P6242)同年十一月王寅，知谏院邓润甫言：“淤田司引水淤酸枣、阳武县田，已役夫四五十万。”[5](p2371)元丰六年(1083)，黄河决于曹村埽，调发民夫50万修治。[6](卷15《塞曹村决河》)征调民夫，带有摊派性质，但以一乡一县或一州为单位，利用农闲季节集中劳力，集中攻坚，不失为解决水利建设劳工问题的策略之一。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昆山县主薄丘与权说：“古制：役民兴作，经费寡而售效速”，[9](卷19《水利上》)即谓此义。不过，过多地摊派征调，难免扰民。提举两浙水利官郏亶，在苏州主持水利建设，“凡六郡三十四县，比户调夫，同日举役。转运、提刑皆受约束，民以为扰，多逃移”，甚至引起吏民“骚乱”，郏亶被追官。[9](卷19《水利上》)[2](P5960,5824)这是摊派民夫致民“骚乱”之一例，说明了征调民夫不利的一面。

3.募饥民兴水利 使用厢兵治水，厢兵数量有限;征调民力兴水，有扰民招乱之忧：欲解决农田水利建设劳工问题不得不另想办法。熙丰时期，不少水利工夫源自所招募的饥民。此即所谓的以工代赈，将救饥恤灾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是解决劳工问题的好办法。

宋神宗时，与兵役实行招募制、职役实行雇佣制并行，河役等杂役也实行召募制。与差调明显不同，召募原则上既要“取民自愿”，还要付给一定报酬。尽管在实行中会存在强迫和少付或不付酬金的现象，但比起完全无偿征凋、硬性摊派多少有点进步，值得肯定。宋神宗以前，一些地方官尝试过利用招募方式鸠集劳力。如景祐中，范仲淹知苏州时，兴修水利，适逢荒歉，于是“日以五升，召民为役，因而赈济”。[10](卷11《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欧阳修在颍州时，也曾实践过。[11](卷3下《兴工作以食饿夫》)但是，这种鸠集劳力的方式在宋神宗时得到大力推广。熙宁五年(1072)二月。宋神宗诏赐两浙转运司常平谷10万石，赈济浙西水灾州军，“仍募贫民兴修水利”，[2](p5586)说明这种工赈在此之前曾经推行过。次年六月，正式诏颁工赈法：“自今灾伤年分，除于法应赈济外，更当救恤者，并豫计合兴农田水利工役人夫数及募夫工直，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如系灾伤。辄不依前后敕赈济者，委司农寺点检奏劾以闻。”[2](p5966)此法规定招募饥民兴修水利，募夫给工值，由常平钱谷专项充给。同年，负责两浙水利兴修的沈括请求：“常、润二州岁旱民饥，欲令本路计合修水利钱粮，募阙食人兴工”，得到宋神宗批准。[2](P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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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役“以熙宁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

② 郏亶经度两浙水利始于熙宁五年十一月癸丑，止于六年五月乙丑，见《长编》卷240,245,第5824、5960页。

他还说：“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堙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难成功。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宋神宗又诏从其请。[2](p5990)[12](卷73《水利》)沈括是农田水利专家，又是浙人，“知其利害，性亦谨密”。[12](卷73《水利》)他吸取前任官郏亶好大喜功、征调民夫、招怨败身的教训，懂得“民力饶裕、易于兴工”和“民间晓然知其为利”而“乐于趋役”[2](P5990)的道理，其募民兴修水利的主张，正基于此识。而“每以劝农事为急”[12](卷73《水利》)的神宗、王安石则是有求必允、全力支持。熙宁六年九月，淮南东路、两浙路又以灾伤求赐，宋神宗下令各拨常平司粮3万石，募饥民兴修农田水利。[2](p6011)是月辛酉，又诏增两浙、淮南东路各3万石，“并依戊申诏旨施行”工赈。[2](p6014)同年十二月，再次诏赐淮南西路转运司常平米3万石，募饥民兴修水利。[2](P6059)熙宁七年，持续旱灾，灾民很多，为防止民流田废乃至农民起义，宋神宗诏令“灾伤路委监司各分地检计，合兴农田水利及堤岸、沟河、道路栽种林木土功之类可以募夫者，并具利害以闻”。[2](p6111)同年十二月，淮南东路转运司乞增赐上供粮10万石，“募饥人修水利”，诏“与上供粮五万石”。[2](p6298)南方工赈盛行，北方也比较常见。熙宁七年(1074)八月，诏“京西转运司具赈济流民事状，司农寺具所兴修农田、水利次第”。[2](p6234)同年九月，诏从河北西路转运司之请，“灾伤路召募缺食或流民兴役，朝廷赐米外，其于农田、水利及修城壕者，悉给常平钱谷”。[2](P6242)是年，知耀州阎充国，募流民治漆水堤。[5](p2372)

募饥民兴修水利，尤值珍视。它可将赈饥与兴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比单纯地赈饥效果要更佳。王安石批评定州煮粥救饥说：“若聚人每大口日给一升，小口给半升，即饥民须废业待给，如此则容有不暇炊煮者。今救饥偯饭凡半年，若以作饭之米计口偯与，令各营生，官所费无加，而饥民得实惠，不妨经营衣食，犹胜于聚，而粥饭不能救死，徒成疫疠也。”[2](p6458)因此，王安石主张“募人兴修水利，即既足以赈救食力之农，又可以兴陂塘沟港之废”，[2](p5777)即“今[令]及未困，募之兴利”。[2](p6458)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几年中，工赈得到了大力推广，而其罢相后，尤其是在神宗独自操持新法的几年中，史书罕有记载。①

据载，熙宁某年，“岁恶民流”，淮南东路转运副使蒋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扬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5](P10916)工赈之效由此可知。朱熹评论说：“诸兴修农田水利，而募被灾饥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粮食以常平钱谷给……既济饥民，又成永久之利，实为两便。”[13](卷17《奏救荒画一事件状》)南宋人董熠称赞“工赈”是“以工役救荒者也”，治流民根源而“易为力”之法。[14](卷上、卷中)绍兴六年(1136)九月，温州进士张頠言：工赈“一举而两得;”[3](《食货》7之43)在南宋，工赈也非常流行。②这些事例说明，王安石之大力推行工赈，从理论上、实践上讲都是可行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通过发展生产而增加赋入的开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