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邪尽忠能与回纥可汗如此对话，后又被可汗派遣“将兵援北庭”，可见其关系之密切。

代宗时，曾发生了一起沙陀击杀唐河西节度使的事件，《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十月载其事云：

(仆固)怀恩之南寇也，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五千，谓监军柏文达曰：“河西锐卒，尽于此矣。……”文达遂将众击摧沙堡、灵武县、皆下之，进攻灵州。怀恩闻之，自永寿遽归，使蕃、浑二千骑夜袭文达，大破之，土卒死者殆半。文达将余众归凉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土卒怨其言。未几，吐蕃围凉州，士卒不为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

《新书》卷六《代宗纪》系沙陀杀杨志烈事于永泰元年(765)十月。 王小甫先生认为，杨志烈被杀并不在甘州。他提出的一个有力证据，就是沙陀是在德宗贞元六年才迁往甘州的，故杨志烈被害的地点，应该在沙陀人当时居住的北庭一带。河西节度使从广德元年(763)起兼任伊西庭观察留后，杨志烈“到甘州不久就亲自西出玉门巡视管内并征调军兵救援河西。然而，当时西域与朝廷交通已经借道回纥，伊西庭留后周逸并同怀恩有所勾结，遂受其唆使借与北庭相依之沙陀突厥兵将杨志烈击杀”[47]。沙陀金满州都督府归北庭(即伊西庭)管辖，因此，说伊西庭留后周逸唆使沙陀击杀杨志烈，确有可能。不过，周逸之所以杀杨志烈，也未必完全是由于其与仆固怀恩有勾结，周逸为夺取杨志烈的位置(杨兼任伊西庭观察)而将其杀害，也不是没有可能，唐朝后期，此类事件的发生是屡见不鲜的。

在唐、吐蕃、回纥在西域的角逐中，基本上是吐蕃为一方，唐与回纥为一方，沙陀既属唐北庭都护府管辖，又与回纥关系密切，一般并无难处之境地。特别是安史之乱中吐蕃攻陷河陇地区后，“北庭、安西既假道于回纥以朝奏，因附庸焉” [48]。所以三方联合，一致对抗吐蕃。前引《旧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载，上元元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而北庭、安西“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其后，吐蕃急攻沙陀 、回鹘部落，北庭、安西无援，贞元三年，竟陷吐蕃。”北庭陷吐蕃，事在贞元六年(790)，《旧志》记载不确。不过我们从这条记载中，的确能看出北庭、沙陀、回鹘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而朱邪尽忠与回纥忠贞可汗的对话中，更明确地反映出这一点。上引《后唐懿祖纪年录》接载道：

烈考曰：“唐将杨袭古固守北庭，无路归朝，今吐蕃、突厥并兵攻之，倘无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没，次及于吾，可汗得无虑乎!”忠贞惧，乃命其将颉干迦斯与烈考将兵援北庭。

当然，回纥的救援并没能挽救北庭陷落的命运，杨袭古最后却死于回纥之手，沙陀最终也投降了吐蕃，北庭、沙陀、回纥联合抗蕃失败。

[1]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第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2] 陶懋炳《五代史略》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揭徐庭云《内迁中原以前的沙陀及其族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

[4] 《辞源》第三册第185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5] 《汉语大字典》第713页，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

[6] 《新史》卷四《唐庄宗纪论》。

[7] 《旧五代史》(以下简称《旧史》)卷一二三《安叔千传》。

[8] 《九国志》卷三《安仁义传》。

[9] 《旧史》卷六六《康义诚传》。

[10] 《九国志》卷二《米志诚传》。

[11] 关于汪古部的族源，学界有不同观点，有认为出自达靼(白鸟库吉：《室韦考》，《塞外民族·鞑靼》，见《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70年;王国维：《鞑靼考》，载《观堂集林》卷14，上海书店《王国维遗书》第2册);有认为出自突厥(箭内亘：《鞑靼考》，载《蒙古史研究》，刀江书院1930年;樱井益雄：《汪古部族考》，载《东方学报》东京第6册;)。有认为出自党项(小野川秀美：《汪古部の一解释》，载《东洋史研究》第2卷第4号);也有认为出自回鹘(周清澍：《汪古的族源》，载《文史》第十辑，中华书局1980年)。

[12] 《新史》卷四《唐庄宗纪论》。

[13] 《剑桥中国隋唐史》则明确将沙陀“附于回鹘”确定在八世纪中叶，云：“八世纪初，吐蕃人的攻击把他们(按指沙陀人)向北赶到靠近巴尔喀什湖的地区。八世纪中叶，沙陀臣服于回鹘，并和回鹘一起派遣军队协助唐朝镇压安禄山的叛乱”(中译本第798页)。

[14] 《旧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大和九年五月辛酉，“太和公主进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儿二人。”时大和公主在回鹘可汗牙帐，由此亦可见沙陀与回鹘关系之密切。

[15] 如盛昱《阙特勤碑跋》中，疑射脾为处月别部(转引自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36页);薛宗正《突厥史》第31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沙陀。旧史记为‘处月别种’(按应为“西突厥别部处月种”─引者)，以濒临大碛得名。然‘别种’并不意味同种，只表明该部一度隶属于处月。阿史那贺鲁叛乱期间，其酋‘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似亦以为射脾为处月“别种”之一部。参见《新疆历史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9～310页薛氏所撰《处月》词条。

[16] 《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第190页《处月》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该词条为薛宗正撰。按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国外有“源于处月”的观点，魏良弢认为王族起源于回鹘，但不排除国民中包含多种部族成分，(《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7] 《双溪醉隐集》卷二，辽海丛书本。

[18]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第5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9] 《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201页。

[20] 《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36页。

[21] 前揭薛宗正《突厥史》第317页。

[22] 岑仲勉《隋唐史》下册第547页，中华书局1982年新1版。

[23] 《通鉴》卷二三三贞元六年五月。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云：“(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邪、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将朱邪与沙陀并列。而据《新书·沙陀传》，“从肃宗平安禄山”的，是沙陀(或朱邪)骨咄支。

[24] 《元龟》卷九九七《外臣部·悖慢》。《新书·高宗纪》载其事在永徽二年十二月壬子。

[25] 《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26] 《旧书》卷四《高宗纪》永徽三年正月。 按“虏渠帅六千”上引《元龟》作“虏渠帅六十余人”，《新书·突厥传下》作“虏其帅六十”。《旧书·突厥传下》亦云：梁建方“前后斩首五千级，虏渠帅六十余人。”故《旧纪》“六千”必为“六十”之误。点校本失校。

[27] 瓜州“西北千里”，据《元和郡县图志》，瓜州“州境，东西三百九十三里;南北六百八十四里”。则“瓜州西北千里”，已经超出了瓜州的范围，而在伊州界内，即蒲类海一带。但《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则云：“墨离军，本是月氏旧国，武德初置军焉。”月氏秦及汉初游牧于敦煌、祁连间。所谓“月氏旧国”，当即指此地。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第39～40页(地图出版社1982年)将墨离军标记在瓜州治所，不知何据?

[28] 《新书》卷二一七《沙陀传》。

[29] 《新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30] 《隋唐史》下册第549页。按《元和姓纂》原文作“苏农金山”、 “苏农辅国”。岑仲勉校以《通志》，说“《姓纂》以‘苏农’蒙‘沙陀’之文也”，所言极是，见《元和姓纂》卷三第305页，中华书局1994年。

[31] 《元龟》原文脱纪年，连书于“景龙二年十二月”下，据《通鉴》卷二一一，乃开元二年之十二月壬戌。

[32] 《隋唐史》下册第549页。

[33]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035、开元050、开元0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4] 丁谦《新唐书沙陀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民国四年。

[35] 前揭《新疆历史词典》第286页，词条作者钱伯泉。

[36] 前揭岑仲勉《隋唐史》下册第548页。

[37] 前揭岑仲勉《西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96页。

[38] 《西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201页。

[39] 《新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40]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武周郭智与人书》第49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41] 作为旁证，前引《旧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凉州》条均云墨离军在瓜州“西北千里”。 瓜州“西北千里”，恰恰在蒲类海一带。

[42]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第401页。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43] 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第254页，新疆人民出社1994年，词条作者钱伯泉。

[44]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对唐、吐蕃、大食在西域的角逐进行了精湛的论述，但限于体例，书中尚未对回纥在西域的情况展开论述。

[45] 《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五年十二月庚午。

[46] 见《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三年六月“沙陀劲勇冠诸胡”条《考异》。

[47] 前揭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04页。

[48] 《旧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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