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拾遗》卷六五载有不著撰人姓名的《大唐银青光禄大夫、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沙陀公故夫人金城县君阿史那氏墓志铭》一篇。志文云，夫人“年十有七归于沙陀氏”，“春秋二十五以开元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构疾终于军舍”。即阿史那氏是在景云二年(711)嫁与沙陀公的。 志文又云，夫人于开元八年(720)三月二十九日“迁祔于长安县居德乡龙首原先公特府君之茔，礼也”。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沙陀公”为何许人。

墓志题名为“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沙陀公故夫人”阿史那氏墓志铭，说明阿史那氏的夫君“沙陀公”当时还健在，否则当用“故沙陀公”的字样，这是唐人撰写墓志的通例。仍以开元年间墓志为例，如：《唐故蜀王府记室蔡府君妻张夫人墓志铭》、《唐故太府丞兼通事舍人左迁润州司士参军源府君夫人清河崔氏墓志铭》、《唐故荣州长史薛府君夫人河东郡君柳墓志铭》等等 [33]，举不胜举。开元年间担任金满州都督的，史籍明确记载的为沙陀辅国，此外，亦有可能是沙陀金山。不过，沙陀金山从龙朔初就担任墨离军使，以时年20岁计，到景云二年已是70或近70岁的老人，似不可能聘娶出身名门的17岁的阿史那氏为妻。因此，此“沙陀公”当是沙陀辅国无疑。

那么，墓志中的“先公特府君”又是谁呢?据墓志文，阿史那氏为西突厥酋长阿史那步真之曾孙女，斛瑟罗之孙女，怀道之长女，可谓名门。但是，西突厥和沙陀虽然都是游牧民族，却似乎并不存在出嫁女儿随生身父母而葬的习俗，阿史那氏之所以从数千里之外的“军舍”“迁祔”于长安“先公特府君之茔”，实际上是感染了唐风。而唐人(汉族)亦并无出嫁女儿随生身父母而葬的习俗。因此，此“先公特府君”应该是一位沙陀人。

关于“祔”字的释义，《说文解字》一上云：“祔，后死者合食于先祖。”《礼记》卷二《檀弓上》云：“周公盖祔。”郑玄注：“祔，谓合葬。”关于合葬，一是指夫妇同葬一墓穴;此外也指附葬，《礼记·檀弓上》：“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既然阿史那氏死时，其丈夫沙陀辅国尚健在，当然也不存在夫妇同葬一墓穴之事，所以阿史那氏的“迁祔”，只能是附葬，北方农村至今仍有丈夫未亡而妻子先死者迁祔公婆坟旁的习俗。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沙陀人在开元前后入居长安者，有沙陀金山、辅国父子二人，沙陀辅国既然在开元二年“复任金满州都督”，那么留在长安的只有沙陀金山。如上所述，如果沙陀金山在龙朔初年担任墨离军使时是20岁，那么到开元初年已经是70多岁，他在开元二年底入朝，不久死于长安，也算寿终正寝。几年之后，他的儿媳阿史那氏“终于军舍”，“迁祔于长安县居德乡龙首原”沙陀金山之茔，礼也。

2、沙陀人早期活动的地域

关于沙陀人早期的活动地域，《新书·沙陀传》云：

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

《旧史·唐武皇纪上》、《新史·唐庄宗纪上》亦有类似记载。蒲类，或指县、或指海。蒲类县在今新疆奇台东南部;蒲类海即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的巴里坤湖，二者相距约有1000里。金娑山，丁谦谓“在巴里坤城东三百里，西图作尼赤金山”[34]。巴里坤城东300里， 即唐折罗漫山(亦作时罗漫山)， 此山“在伊州(今新疆哈密)以北120里，其地水草丰美，森林茂密”[35]，周围并无“大碛”。 岑仲勉认为丁谦之说“无非因蒲类海而旁想及之，并无他据”[36]。沙畹将金娑山及《新书·西突厥传》中的金娑岭均以博克达(Bogdo)释之，岑仲勉亦认为其不确 [37]。岑仲勉先生曾考订处月部所居地，认为在天山以北的空格斯(即今伊犁河)流域一带，说此地产金，“唐于此置金满州，度必以产金而命名，非取义于后汉之金满城者”。并说处月“与沙陀是二非一”[38]。 关于此点岑氏说其在专著《沙陀考》中详之，可惜这部专著至今未能面世。

按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39]，隶北庭都护府。轮台，在今乌鲁木齐市北部的米泉或昌吉境内;北庭都护府，治今奇台西部，两地距离空格斯流域分别约有1200里到1400里。当然，隶于北庭都护府的羁縻府州有较此更远者，如双河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等，但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似乎金满州都督府距离北庭都护府治所的庭州并不太遥远(详见下)。

岑仲勉先生说，处月“与沙陀是二非一”，即沙陀人住地与金满州都督府不在一地，我们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理由是，自沙陀金山起，金满州都督一直由沙陀人担任，很难想象，沙陀人担任都督的金满州都督府却在他们住地的千里之外。

然而，史籍中所载的沙陀人的居住地也着实令人费解，若以博格达(即沙畹所谓博克达(Bogdo)，又作博格多)山为唐金娑山，则博格达山南(阳)为唐西州，尽管在今吐鲁番(即西州治所)出土文书中，有“沙陀口”的字样 [40]，但并不能说明此处有大批沙陀人聚居，恰恰相反，这里是西域地区汉人和昭武九姓胡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况且，这里也无“大碛”存在。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新书·沙陀传》中所描述的沙陀人居住的地理方位产生怀疑。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将“沙陀碛”标记在准格尔盆地南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带，这里位于博格达山脉北部，唐蒲类海及蒲类县西部。虽然不尽合“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记载，却也在此周围地区。唐朝距离现在虽已经过了1000余年，自然地理、地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似乎不至于使一座大沙漠从“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 而飞越至金娑山之阴，蒲类之西。所以，笔者认为，《新书·沙陀传》虽然记述“沙陀碛”在金娑山、蒲类一带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方位上却是不确的[41]。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氏考证，处月部的住地是在今“轮台县以东，金满县以西，即正如《皇舆西域图志》所推测的那样，是在博格达山的北麓地带，尤其是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地方”[42]。松田氏提出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本世纪前半期发现的《西州图经残卷》中的一段记载：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马车。”西州交河县，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5公里处，乌鲁木齐正好在它的西北方向。但是，《西州图经残卷》没有讲清交河县距离“处月已西诸蕃”有多远。《中国丝绸之路辞典》对金满州都督府的解释是：“……因唐朝的庭州为汉朝的金满，故金满州都督府应即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的北庭古城周围。”[43] 它恰恰符合松田氏所说的“博格达山的北麓地带，尤其是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地方”的地理方位。如上所述，沙陀为处月部的一支，金满州都督府与沙陀的住地应在一处，因此松田寿男所指出的处月部住地和《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所说的金满州都督府的位置，当即沙陀人最初的居住地。

即便如此，沙陀人早期的活动地域也经历了几次迁徙。

先天初年，沙陀人为避吐蕃，迁到了北庭。见上引《新书·沙陀传》。

开元二十二年(734)前后，沙陀人一度迁到了伊州。前引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载其事云：

敕伊州剌史、伊吾军使张楚宾：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移。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与盖嘉运相知，取其稳便。丰草美水，皆在北庭，计必思归，从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

沙陀人因“刘涣凶逆”而“迁转”至伊州界，想必是刘涣在“凶逆”之时对他们进行了迫害。不过，沙陀人似乎在刘涣“伏法”后不久就又回到了北庭，因为“丰草美水，皆在北庭”，所以有肃宗上元年间安西、北庭与沙陀“相依”之事。

当然，沙陀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活动的地域流动性大，在西州也留下他们活动的痕迹，如前引吐鲁番(唐西州高昌县)出土的武周时期(690—704 )的文书中，有“沙陀口”的字样。这样，沙陀人早期的活动地域，大体以北庭为中心，包括西州、伊州以及瓜州等地在内，即今新疆准格尔盆地南部至吐鲁番、哈密及甘肃西部一带。这里虽然处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即“沙陀碛”地带，但在沙漠周围却也有一片片绿洲，沙陀人就在这一片片绿洲上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一个叱咤风云的民族。

3、沙陀在唐、吐蕃、回纥角逐中扮演的角色

唐朝从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置西伊州后，即开始对西域的经营。 到龙朔元年(661)，唐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16国设置羁縻府州。经过30余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建立起了自己对西域的统治。但是，与此同时，吐蕃也开始了对西域的扩张，龙朔二年，唐将苏海政讨龟兹、疏勒之叛，弓月引吐蕃军至疏勒之南以拒唐军。从此，唐与吐蕃为争夺西域而展开了长期、反复的斗争。就在唐与吐蕃尚末决出胜负之前，唐玄宗开元年间，回纥汗国崛起于漠北，也开始向西域介入。这样，西域实际上成为唐、吐蕃、大食、回纥四方政治势力角逐的场所 [44]。

沙陀金满州都督府作为唐北庭都护府管辖下的羁縻府州，在唐、吐蕃、回纥三方政治势力之间，它的根本立场是倾向于唐的，这从沙陀金山之后，沙陀酋长“皆官至将军，仍兼金满州都督”，以及沙陀金山入朝、骨咄支率部“从肃宗平安禄山”、沙陀因“避吐蕃、徙部北庭”等等事迹中可以看出。

但是，沙陀又与回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天宝年间，骨咄支担任了回纥副都护(尽管此职为唐所封)，以后又长期“附于回鹘”[45]。赵凤《后唐懿祖纪年录》中有一段记载，尤能说明沙陀与回鹘的关系：

懿祖讳执宜，烈考讳尽忠。……德宗贞元五年，回纥葛禄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纥忠贞可汗，附于吐蕃，因为乡导，驱吐蕃之众三十万寇我北庭。烈考谓忠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灵、盐，闻唐天子欲与赞普和亲，可汗数世有功，尚主，恩若骄儿，若赞普有宠于唐，则可汗必无前日之宠矣。”忠贞曰：“若之何?”烈考曰…… 忠贞惧，乃命其将颉干迦斯与烈考将兵援北庭。[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