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妇女学全球化也推动着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各国的发展，全球化一方面证明了普遍概念和价值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性别文化的多元性和区域-本土价值更应受到尊重，这就要求研究者从普遍认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动选择并运用于本土研究，比如"社会性别"、"差异"、"身份认同"等理论概念，再如在认识和方法上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诸如将西方/东方、自然/文化、生物/社会、公领域/私领域、压迫/解放……等截然分离和对立的做法)，我们需要将妇女和性别关系存在作历史语境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处理，需要联系、综合和变化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方面，1990年代汉学妇女史学者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们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挑战和对东方主义的警觉，努力深入到中国语境，改变了研究议题，如强调妇女的能动性、生活空间和性别关系的复杂性，使原来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同时又开拓了像医学、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生育、性、卖淫、财产的法律关系等多方位的历史画面。方法和材料的多样性也展现了史学发展新方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如将社会文化与经济物质生产流通作通观的历史研究就很有前景。但是，在本土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上，中国的学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创造，需要在继承与借鉴中超越与创新，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妇女史学科发展之路。

继承什么?过去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作为从性别角度审视、考察的起点，包括原始的史料。对20世纪以来关涉到妇女的历史研究更要加以继承，包括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实证史学严谨的治学传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继续探索唯物史观、阶级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沟通结合，增加观察解释的维度和效度。

引进什么?或者说本土"化"什么?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取舍，对国外的经验与成果不是盲目地悉数尽收;况且，社会性别概念目前已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在个别地区使用，它已经成为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这种关怀和关注在被赋予具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意义时才变得有意义，对妇女史学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上的。中国的妇女史学者要善于将社会性别以至父权制的概念尝试运用于中国，观察、理解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表现与运作。再如"差异"的概念，搞清在中国不同于西方甚至亚洲诸国的种种情况，如妇女作为家庭中个人身份的差异--家庭角色中的女、妻、妇、母，等被赋予诸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继母等在年辈序列中的长幼尊卑各被赋予什么意义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运作?作为群体的妇女的差异--阶级、民族、区域、城乡、教育……各方面的表现又是什么?在我国，还须廓清搞得非常生物学化且打着科学旗号的本质主义化的性别"差异"。以上都需要妇女-性别史学者在进行本土的探索中做出回答。

如何本土化?要将"社会性别"、"差异"等分析范畴运用于中国历史，以华夏族为例，就可以做多层次的探索。

第一，看制度规范--关于两性分工、婚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样被人为规范的?内容是什么?等等。

第二，看构筑性别制度的有关主体分别对性别制度的建构做了些什么?他们分别在社会性别制度的生产、流通与接纳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父系-父权的家庭(族)、男权-皇权的国家和家国不分(同构)的上层阶级的男人，最初怎样成为同谋，建构了男权制性别制度?又是怎样据时而变的?具体而言，"家"如何严格界定、制定了性别的身份、名分、礼教、规范等等?"国"如何设定了关于性别的法、律、令和倡导"美德"与惩戒"恶行"的标准的办法?主宰"话语权"的文化人怎样进行性别话语的生产--包括制度性的话语生产和阐释、男女气质的界定和好坏男女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以及关于女性的观念和性、身体、医学、情欲和美色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如何投入具体运作并继续构建着现实的性别?还要探索作为主体的男女，他们是怎样形成了自己关于性别的身份、分工、气质等方面的全面认同、局部的出轨甚至反叛的?

第三，看性别制度的实际运作与表现。制度和规范的设立制定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存在。这里有时间、区域、阶层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会性别制度本身而言，存在着"经权"的关系。所谓"经"，是指制度和价值中不变的基本原则;"权"是指"经"的语境化和通变灵活性。经和权的关系近似于目的与手段、战略与策略的关系。[5]由于性别制度的经权关系，使得作为具体或群体的妇女(男人)身份和实际处境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阶级、代际与性别构成的复杂关系，权力的分散性使妇女在男权制性别制度中得以寻找生存的空间，并进而发挥一定的能动性。[6](P15-16)在性别制度制约的性别关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产、日常情感、性、生育、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样的?需要一一探究，给以回答。而原来狭窄的家庭范畴和单一的地位分析是难以涵盖如此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和性别关系的。

还有，社会性别范畴在中国有哪些更值得关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社会性别制度演变的断代分期在中国数千年应该怎样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妇女史的材料和需要发现的新材料?怎样解读阐释已有的和有待开发的材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继承、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总之，只有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全部的历史，使性别因素成为历史观察分析的重要维度，历史才更加丰富和完整;只有将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揭示出有差别的妇女的历史存在、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以及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甚至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时，才能为其他的史学分支诸如经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提供参照、补充、矫正和借鉴。从两个途径进行不懈的努力，就会殊途同归地丰富历史知识和完善人类认知，从而为提升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提供历史的镜鉴。

【参考文献】

[1]吉斯勒·鲍克.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J].英文载"社会性别与历史"1989，(1).

[2]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A].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7.

[3]陈东原.中国古代婚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4]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1).

[5]杜芳琴.父权制与现代性：中国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J].浙江学刊，2001，(1).

[6]杜芳琴.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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