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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的关系

【内容提要】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从国内外近一个世纪学术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社会史、经济史虽然都十分关注与妇女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它们并不能代替妇女-社会性别史。三者之间是一种交叉、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的关系。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它不只关注妇女的生活与命运，以及历史上两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因此，它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中观察、分析、阐释的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进一步拓展延伸历史研究的视野与空间，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英文摘要】The wome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exual distinction,and thehistory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combined with eachother and alsodifferent from eachoth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learnings and the science tells us although various social prololems concerning withwomen were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es of the social historyand economic history,but they couldnt substitute the history of women andgender distin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overlapping anddepending on eachother for existence,not one is included in another.As a nwe researching sphere 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women’s life and destiny,but also facing to the frame of the knowledge in the past and theexperiences of both sexes.Therefore it remains certain sparce and visualfield for developing historical science and brings new energy for theresearch.

【关 键 词】历史研究/妇女史/性别史/经济史/社会史/history research/women history/history of gender/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当今世界，在"社会性别"(gender)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和政府使用的一个衡量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被关注时，发展迅猛的妇女/性别学(women & gender’s studies)正在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学界，具体到历史学界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这是当前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所有的史学关怀和分支学科的出现都与时代关怀的引发和学术风气转向有关，而"科学"的历史学自19世纪建构以来，是在不断地挑战反思、推陈出新、吸纳融贯中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史对政治史的反拨，文化史对社会史的超越，经济-社会史对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的交叉整合……都是如此。同样，妇女-社会性别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也是时代关怀、学风转向和学科整合交叉所致。反拨、超越、整合不是二元对立的取代、兼并的关系，而是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深入、细化，使以往掩蔽的部分得以显现。

众所周知，在国外，历史学领域的纯经济史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走红，在当今历史学科的分化中于1980年代已经"失宠"，代之而勃兴的是经济-社会史，从更广的视野范围如社会的、文化的、心态的视角审视历史，这与年鉴学派关注下层群体的社会史的努力分不开。几乎在同一时间，国外史学界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崛起同样有力地冲击和推动着史学的发展，赋予历史以社会性别越来越成为国际史学界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经济-社会史·社会史·妇女-社会性别史

经济-社会史是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分化重组中于70-8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单纯的从经济范畴关注经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更抛弃了枯燥干瘪的计量经济史，而是从整体的社会关系体系和人的关系活动看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和运动。年鉴派社会史已经在关注下属群体日常生活的历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经济-社会史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考察人的活动，将极大地纠正史学的偏差与疏漏。

人是作为具体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种族、阶级、民族、性别等身份和群体而存在的，因此研究经济史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也同样不能脱离特定的种族、民族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使历史活动的人凸显出性别，不同的男女在一定的活动场景下如何做、想、感受?怎样结成特定条件下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是什么?男女的主体性是怎样的?当然，这些男女活动的场所和从事的工作是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历史就是具有性别意义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如果侧重在对妇女一方的扫描，就是妇女史(women’s history)。

在国外，妇女史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从单纯由妇女关注的妇女史转变到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妇女、看性别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关系，这就是妇女-社会性别史(women & gender’s history)。其历程大致如下：1970年代在新女权运动引发下兴起的妇女史属于传统的妇女添加史--以发现妇女的历史填补既有的历史记载为目标，以寻找被遗忘埋没的妇女精英人物为重点，实际仍没有跳出传统的政治史特别是精英政治史的窠臼。到了1980年代开始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妇女，对下层妇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等进行考察研究，甚至一度特别关注所谓"妇女的领域"。随着"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出现以及在史学领域越来越普遍的运用，性别的维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注重社会性别的历史研究就是社会性别史(gender’shistory);但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警惕用性别史研究取代对妇女史的研究，提出在进行性别史研究中也应该时刻牢记把妇女作为关注重点，应该是妇女-社会性别史。[1]进入1990年代，妇女-社会性别史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身份差异和多元，强调将性别维度与相关元素(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种族、民族、阶级、性向等)进行交叉考察与分析[2](P359-377);而文化史的介入更引起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一是文学批评的理论，一是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后结构主义解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强调情境化的话语构建和分析;对语言文字的中立质疑，认为任何再表现都难免有立场和价值观渗透其中，因此应侧重于对收集来的史料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关于历史主体性问题，对社会史的"人"的主体、妇女史的"妇女"的主体，文化研究都进行质疑，认为没有普遍的本质的"人"和"妇女"，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本质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异性的和在多种情境下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的甚至流动的社会身份及其认同，而这些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进而文化研究与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补，努力打破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于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以来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也是强调身份差异、多元以及流动的历史。

由上面的简介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发展历程不但与具体时地的社会思潮(如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学术发展(如"后学"和女权主义学术)的背景有关，而且也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走过的道路和目标有太多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它们本身就是在互相吸取，共荣俱进。二者具有明显的共性--既关注整体的关联的历史，又特别关注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历史，都具有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填补、修正使其趋于完备与公平的功能，因此二者的结盟和"联姻"既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

我国史学界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经济史和社会史从上世纪20-30年代创建以来是独立发展的门类，特别是20-30年代学术界在社会性质和出路的大讨论中，围绕着中国的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特点、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走之类的路线方略的争论，新兴的历史学分支--社会史非常活跃，不但对妇女特别关注，而且走出了一条与文化史、法律史结合的新路，如法律史家陈顾远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古代婚姻，他在《中国古代婚姻史·自序》中说："用社会学研究现有的问题，倘不明白这问题的起源的历史，便难寻出他的演进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无从下手了。"[3]由社会性质讨论引发的相关的妇女问题，如奴婢、娼妓、妇女地位，婚姻、家庭、家族、宗族……都成为研究的热点，像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上海中国书店，1934)，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吕思勉等人一系列的婚姻、家族、宗族史的著作纷纷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再度复兴和妇女史重新起步的重要基础。经济史沿着另一条路径发展--经济学背景下的纯经济史一直对经济制度和活动如田赋税收、生产技术等情有独钟，比较远离社会文化甚至缺少人的活动，更少关注性别和妇女;历史学背景下的经济史一直与社会史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1930年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到1980年代创办的《中国经济社会史》杂志，一脉相承地关注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比起社会史，经济史对妇女和性别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是由于社会史将妇女作为"社会问题"和"问题"群体，与经济史更多侧重田赋制度的研究重心有关系。1950年代以来的史学，在唯物史观和阶级论指导下，偏重于经济的、政治的研究，社会史受到批判而萎缩。1980年代兴起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热改变了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中心的历史研究面貌，但时代和史学的发展要求学者不断超越与创新，不仅是关注领域和议题的扩大，也包括视角和方法的创新。也许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理论反思值得史学家借鉴，他含蓄隐约地告诉人们，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作为学术工作的个人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应适应社会演进规律发挥能动性，决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怎样进行自己的研究，接着他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说："’见社会不见人’还是我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的主要缺点。"[4]历史研究中是否存在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制度而不见社会活动中的人?或者只见上层少数精英男人而忽略了多数男人和全体女人?或者只是关注主流民族的人而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人?……纯经济史显然存在重物(生产力诸如土地、工具、经济部类和技术等)不重社会，社会史多见社会形态、社会制度而不见人，或者见到的"人"不是笼统抽象的人就是具体某个阶层的男人如流民、青红帮和丐帮，总之，是缺乏性别视角审视的人，实际上缺失了女人。1950年代以来，那些深受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历史进化论和结构主义社会学影响，以及那些将唯物史观意识形态化的史学研究者，已经远不如20-30年代学者出于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关注妇女问题的情怀。1980年代重新振兴的年鉴派社会史只不过研究重心的阶层下移(如弱势和边缘的阶层老年、儿童、妇女等)和范围的扩展(如文化、习俗、心态)，并没有根本改变史学模式和研究方向对妇女和性别的忽视。深受年鉴派影响的新社会史把妇女纳入社会史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对1950年代以来延承下来的漠视妇女史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妇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弱势群体"，妇女作为一个性别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也不是单一的受压迫的被动的受害者，也不仅仅在婚姻家庭中才应被提及的;"妇女"议题实际是性别的议题，是人类整体中性别维度和视角的重新发现与观照。社会史、经济史、经济-社会史都需要关注妇女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不仅仅对社会史、经济社会史做出贡献，也应该对整个史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校正以至挑战，而贡献已经包括在补充、校正和挑战之中了。

当然，社会史完全应该也必须引入性别维度，打破以往单一的阶级(阶层、社群)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妇女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引入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很多概念方法以丰富自身。二者是相互交叉、吸取、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的关系。更主要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它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作为独立的一个学科进行建设，与其他史学分支进行整合，这些任务也不是社会史可以代替的。

二、历史学引入社会性别：运作与效果

社会性别不但是妇女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而且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的一个观察、分析、阐释的新视角、新方法。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的维度和视角一旦进入传统史学，就会注入新的活力，史学的视野、空间、深度会大大延伸拓展。这里，将以经济-社会史为例略加阐述，同时指出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可能对史学做出的贡献。

(一)将性别维度和视角引入经济-社会史

将妇女-社会史"援引"和"嫁接"到经济-社会中史会产生什么结果?

1.使过去掩蔽的变得"看得见"，混沌的能够"说得清"。本来就关注作为主体"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和心态的经济-社会史，如果加上"性别"这个维度，以往没有被纳入历史视野的范畴、领域便凸现出来了。如社会性别制度，这个与经济、政治等制度并行、紧密交融的制度体系(包括世系传承、婚姻家庭、男女劳动分工、性和生育等)形成、变化和运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掩蔽或被简单化、普遍化了，性别维度的介入可以补缺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