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随之结束，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于是，世界将向何处去，就成为国际间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战略理论家之一，基辛格宝刀未老，以其独特的战略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向人们交出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即由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该书洋洋70万言，共分31章，论述了从黎塞留到里根时期约300余年的以大国关系为背景的外交战略问题，并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独到看法，是一部有关西方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之作。有人说，读这本书可以获得读4本书的功效。它既是一本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美国外交史的著作;既是一本政治学的理论著作，也是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力作。基辛格立足于均势理论，对未来世纪的世界新秩序进行了谨慎的预测。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较不象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上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首次全球化了。” 但是，令基辛格十分担忧的是，这些强国均缺乏驾驭多极均势的经验，尤其是美国人在历史上对均势存在偏见。对美国而言，如何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之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因此，基辛格在回顾欧美特别是欧洲均势史的基础上，给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忠告。首先，基辛格强调，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成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有能力在全世界进行干涉。可是，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而且军力有关的问题也消失了。冷战胜利使得美国进入一个非常类似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也面临美国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质疑的实际状况。“冷战结束，制造出观察家称之为“单极世界”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但是，美国实质上并没有比冷战开始时更能单方面独断全面问题。美国比10年前更占优势，可是够讽刺的是，权力也更加分散化。因此，美国能够运用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实际也减弱了。 其次，基辛格认为，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应建立在某种均衡的观念之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难以接受的观念。事实上，美国受惠均势良多，但却排斥均势观念。基辛格指出：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 应该说，基辛格勾画的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多极世界，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它对冷战后奉行“单极战略”的美国政府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但是，基辛格的计划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例如他一方面批评美国领导人总是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 基辛格对俄罗斯的看法也存在着偏颇。他一方面欢迎俄罗斯的转向，另一方面，他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天然的”、“本能的”的大国，它仍旧是美国的战略威胁，无论俄罗斯奉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
三、简单评价
基辛格是一个在美国国内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在1973年以前，它曾被美国媒体吹捧为“外交战略家”、“独脚智囊团”和“超级国务卿”等，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用筷子吃鱼子酱”的“纵横捭阖的能手。”后来，由于“水门事件”等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对基辛格的负面评价一度又占了上风，有人把他称为现代的梅特涅或俾斯麦，而这并非对他的褒扬。基辛格还曾被人指责为美国历来掌权者种“最危险的人物”，说他的外交是“踩钢丝表演，”“象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徒劳。基辛格的前同事、尼克松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纳特在1975年，曾撰文批评基辛格，抨击他的对苏联实行“缓和”的政策。纳特把基辛格上台前后的对外政策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基辛格在对苏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抛弃了他先前的信念，”“作为政府官员的基辛格，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作为学者的基辛格对他自己的缓和政策批评得更严厉的人了” 纳特的批评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基辛格强硬地表示，“现代武器的极端残酷，使人们一想到战争便发生厌恶之感;但是，不愿冒任何危险的做法，无异于给苏维埃统治者一张空白支票。”在该书中，他还提出了打“有限核战争”的观点。 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主张开始时使用常规武器。 但是，1973年担任国务卿以后，基辛格提出：“缓和是当务之急。在一个笼罩着核毁灭危险阴影的世界里，除了谋求缓和紧张局势之外，没有别的合理的办法。” 1979年在基辛格离开政府两年之后，他对自己的“缓和”政策也不再坚持了。基辛格表示：“我们决不应受缓和的蒙蔽，而感到高枕无忧，放松防务努力，并且不愿意考虑在地理政治上的后果，否则缓和就会变成绥靖。” 美国另一位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对基辛格也啧有烦言。他声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基辛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他说，基辛格以其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取代了对美苏冲突的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其实，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基辛格虽然以均势理论起家，但他没有忽视地缘政治问题。例如在《大外交》中，他指出，“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组成会在经济胜过美国，最后在军事上也凌驾美国之上。即使这个主宰的大国开明，也必须抵制此一危险;因为一旦这个大国改变意向，美国将会发现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经大减、也逐渐没有能力影响事件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以后，基辛格的价值终于被重新发现。里根总统在1983年任命他为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里根在准备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时，也曾向他请教。现在美国人已能心平气和地评价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了。《外交博士基辛格》一书的作者舒尔茨辛格写道：正像迪安.艾奇逊设计了冷战早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结构一样，基辛格创造了一种越南战争后的外交框架，而且还陷入外交政策官员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之中。“亨利.基辛格是自冷战初期以来最出色、最值得称道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现实的外交成就尚无人能出其右者。”“基辛格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范围与限度。”“在说服美国人认清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所拥有利益的性质方面，基辛格至少在其部分任期时间里获得了成功。在他之前没有几个人，在他之后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认为，基辛格在西方外交思想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证明了均势理论可以运用于核时代，可以用来解决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论证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相似性;在《大外交》中，他又论证了19世纪与21世纪的相似性。基辛格的论证击破了那种认为在核时代国际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观点，相反他强调了历史将继续发挥作用，均势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基辛格在1972年曾经宣称：自从1969年以来，美国政府“已把承认现实作为美国政策的出发点。本政府的政策的特点有时被说成是以传统的均势原则为基础的。如果说这个说法意味着深信安全需要一定程度的均势，那么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基辛格提出了“有限战争”理论和核威慑的思想，为处于困境中的美国核战略找到了出路。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卡特政府的“抵消战略”都是这种理论的具体体现。第三，基辛格强调了外交政策、国内结构与领导素质的关联，认为，对以一项政策的决定性考验，要看它能否取得国内的支持。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政策在政府机构内部得到确立的问题，这要看政府机构是否合理;其次是使政策与国家的经验协调一致，而这是一个历史发展问题。“政治家就犹如古典剧中的英雄，他预见了未来，但无法证明其是否‘真实’。各民族只能从经验中学习;等到它们‘领悟’时，要采取行动已为时太晚。……因此，政治家必须是教育家;他必须填补本国人民的经验和自己的预见之间、本国的传统和其未来之间的鸿沟。”
当然，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和前后不一等问题，但是，他关于在均势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持久的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观念却是始终一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