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运漕水脚每石按银五钱五分计。
从上表可知，除光绪三年因招商局接收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得到突然扩充，并获得许多优良的码头栈房，而承运的漕粮与上年保持不变，使得其水脚收入占全部水脚收入的总额略低于10%，其余的十年里，其比例均在13%以上，其中头三年的比例更高，尤其是1874年，竟高达42.47%，由此可见漕粮海运对于轮船招商局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xxxvii]。另外，除了漕运，轮船招商局还多次承担政府赈济粮食的运输工作，这与漕运具有相似的性质，同样有利于招商局的发展。
由于有漕运的利润支撑，加上其他政策的倾斜，招商局最终度过难关，站稳脚跟，业务也获得极大的发展。在顶住旗昌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后，在盛宣怀等人的努力下，光绪三年正月十七日，招商局购买了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航运财产，进一步增强了招商局的实力，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而它在光绪三年、九年和十九年三次迫使怡和、太古与它订立“齐价合同”，则打破了外国列强在中国海运业的垄断地位，表明以漕运为依托的轮船招商局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李鸿章在光绪十三年(1887)奏报中说，“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大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莫止数千万，此实收回利权之大端”[xxxviii]。可以说，轮船招商局对于洋务运动以及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无疑又是和清代的漕粮海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此外还应指出，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关系，还包括其他很多方面，诸如沿海贸易权和内河航运权的变化、铁路的兴修与管理权的争夺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既受当时漕粮海运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了当时的漕粮海运。
[i]《海防档》，购买船炮(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816页。
[ii] 王云五主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1)，第190—194页。
[iii]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3《交通》，民国十九年铅印本。注，此地方志言：“清道光六年……官雇沙船二，运抵天津百五十万石，七年又行之”之说错误，道光七年根本没有实行漕粮海运。
[iv] 段清光：《镜湖自撰年谱》。
[v] 张传保等修纂：《鄞县通志》，《食货志•戊编•产销》，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vi]《浙江海运全案新编》卷6《放洋巡护事宜》。
[vii]《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故宫博物院影印1930年刊本。
[viii]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1页。
[ix]《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故宫博物院影印1930年刊本。
[x]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7-1870，p94。
[xi]《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
[xii]《海防档》，购买船炮(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816页。
[xiii]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1864，p121。
[xiv]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 Reports on the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1865，p131-132。
[xv]《海防档》，购买船炮(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861-862页。
[xvi]《江苏海运全案续编》卷8《户部奏复苏抚敬陈管见折》。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9-80页。
[xviii]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0《试办轮船招商折》。
[xix]《海防档》，购买船炮(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873、876页。
[xx] 夹板船为洋式帆船，风帆转向灵活，在轮船出现之前，是海船中最大的一种。
[xxi]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6《华商吴南记等禀集赀购买轮船运漕由》。
[xxii]《上海县续志》卷17。
[xxiii]《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折。
[xxiv]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216页。
[xxv]《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
[xxvi]《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等折。
[xxvii]《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二日，署两江总督周馥等折。
[xxviii]《朱批奏折》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端方等折。
[xxix]《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
[xxx]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末可裁撤折》。
[xxxi]《海防档》，福州船厂(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325-326页。
[xxxii]《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xxxiii]《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xxxiv]《海防档》，购买船炮(四)，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911—915页。
[xxxv]《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xxxvi]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2《复张振轩制军》。
[xxxvii] 有的学者统计，从1873至1884年间漕运收入，平均约占招商局总收入的18%，见《招商局会计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页。
[xxxviii]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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