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论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国家”、“有群体”等等;反对原先知道的“朝廷”、“个人”等等，中国史学的进步依然很难说，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实践就是明证，恰如顾颉刚先生自述那样：“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⑦]此话中有他自谦之意，但也是他的实际感叹。问题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上，空头理论家的空话太多，而实践者往往受制于“理论家”，实践所产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论所禁锢。
中国史学的问题，文学家鲁迅也曾写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费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⑧]而史学家翦伯赞则说得更明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⑨]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和民间言语绝对地对立，这恐怕过分了一点，关键还是具体的真实性。所以笔者比较注意姜蕴刚教授的一段话：
“古史固然是由于传说得来，便是现代史乃至新闻材料，也都传说的。司马迁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等，固是传说;而现在成都正在闹米荒问题，米荒的真正的内容怎么样，也多半是传说的，因为政府堂堂皇皇的布告着说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积不售，而人民则又说是由于政府中人之收买操纵。两者都由于传说，所以甚为含混。要是将来有人作史而根据这些传说，甚至以为实录的无过于当日报纸登载的新闻消息，则就无法明了这段史迹了。……因此若真要明了真相，恐怕还是如何去采择传说了。传说毕竟还是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存在还是依存于传说。”[⑩]
今天的时代向历史学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决大量过去没有探索过的问题;要求面对现实而追索过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体现各种人群的特征;要求内容更翔实、更生动、更能从多方面说明或探索历史因素;要求不单有固定的、死的史料，还应当寻找活的、可能不稳定的、但远非死资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历史学者不单会在书房中寻找书本里的言外之音，还应该会田野作业，以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作武装，从书本以外抢救新史料;还要求历史学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更密切的有机联系，依靠现代科学工具，同时又抵制外界非学术性的利诱。等等。总之，社会和读者都向历史学者提出更科学、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现实明摆着与要求的距离相当远，中国史学相当部分落在历史的后面太远了。就以近年十分热门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绍外国文化理论多;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多，(并且多是在50年前就介绍过的概念);而实实在在描述中国文化实况的书则太少，在文化理论方面则还没有达到50年前黄文山教授的水准。为什么一些浅薄的抄袭反能够哗众取宠?原因之一，正是认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国文化状态，并能够客观地描述出来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状态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别人去提供调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决心在史学上搞田野作业罢了。
三、口述史学的重要性
时代对当代史学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当代世界上许多历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并且纷纷在各自领域内探索新方法。口述历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种经过验证的好方法，并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美国，早在1938年，芮文斯(A·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创议并进行了研究，终于在1948年录音机商品化并有了雄厚财力以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收集与研究。到70年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机构300多个，有口述史协会(OHA)，协会的刊物为《口述史评论》，协会还出版《口述史书目》以及大量口述史书，其中包括有关口述史学方法及理论的各种书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许多方面的口述史料。在欧洲各国也有相似的团体和成果，口述史学成为历史学界承认的一门新分支。日本也有类似的成果，他们使用在民俗学、社会学、生活史、女性史、技艺史等方面特别多，以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早期工作为代表，其代表作为《远野物语》(明治42年)。70年代日本出版了许多口述史书，例如：《被差别部落的传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闻书》，柴田道子著;《证言米骚动》，北日本新闻社编;《新编我的昭和史》;《三十五年目的被爆者》;《花岗事件的人们—中国人被强制的记录》，野添宪治著;《闻书—丹波的庶民史》，奥谷松治著;《啊!野麦岭—制丝女工哀史》，山本茂实著;《民众的座》，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海女》，濑川清子著;《生女的痛哭》，广田知子著;《日本的放浪艺》，小泽昭一著;《我是盲女》，大山真人著;等等。另外在1993年9月3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报纸上，介绍了国会图书馆公开解密的10个人的录音带，其中有町野武马大佐在1961年口述的“张作霖爆死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在1963年口述的“卢沟桥事件”、藤山爱一郎在1981年讲的“日中关系”等。由新加坡政府管理的新加坡口述历史馆，也工作几十年了，其中有工作者20多人，访问了1千多人，收藏有录音带1万多盒，出版有《新加坡先驱人物口述历史访谈目录》(1984年)、《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1989年)、《口述历史手册》(1988年)等。
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的专家，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他从1957年开始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书，在全世界发行百万册以上。他对口述历史的见解是：“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水;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①①]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可惜不能作为定义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领导时，接受了胡适先生和唐教授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搜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民国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纪录，并备将来之研究”。[①②]此计划从1959年12月开始执行，至1972年9月，由沈云龙先生负责，访问过70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谈话几十次，皆录音和整理成记录稿。此事成为该研究所当时一项重要工作，整理稿则从1982年开始，以《口述历史丛书》形式发表，到目前已有30多本出版。该所于1984年1月26日又成立口述历史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累计受访者已达160人以上。他们还在1989年10月出版不定期杂志《口述历史》，企图成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公开园地。他们的近况由于联系中断，难以详述。总之，在台湾的口述史学，由于近代史所的牵头而得以形成和发展，他们一般采用美国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为访问重点，已经积累了30多年工作经验，收集到大量录音及记录稿。相比之下，我们内地虽有了一些零星的口述历史整理，但尚无系统的工作计划和措施;虽有了一些热心的口述工作者，但缺少一个牵头的学术机构来安排;而更主要的是口述史工作经费匮乏。(据说在美国，整理完成一盒录音带的平均费用是100至500美元)
开发口述史学，是对死资料研究的一种互补。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决不在文献档案以下，而且是档案中的一种。当前更因欠缺过多，而形成“抢救”活史料问题!回忆60年代初始，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呼吁老人们写下自己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情，遂产生大量回忆录，以《文史资料选辑》名称发表了100余部。限于当时情况，绝大多数回忆录的书写过程，没有历史工作者参加，而且主题内容有限定。到现在，了解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老人多已风烛残年，此时不“抢”，更待何时?笔者就经历过，两天前的约会，因老人去世而作罢。而且，许多老人愿意把经历介绍给年青一代，其中不少人是不愿意动笔而愿意讲述。那么，只有依靠科技设备和访问者合作，才可能获得活史料。还要注意一点，现在有一些创作者，以老人为居奇可用的材料，编创一些像历史的小说体传记。例如茅以升院士在1985年告诉笔者：现在有一本写他的书，书中的茅以升讲了不少他自己没有讲过的话。本来口述文学在中国是相当发达的，但它与口述史学范畴不同，历史的真假在史学中是不容混淆的，假得再合理也不能够算是真的。
总之，中国口述史学的展开和研究，已经急迫地提到日程上了。我们应该承担时代的责任，不能再假装视而不见，更不能等待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完成此项任务。
笔者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已经十几年，在国内走访过80岁至100岁老人近200人，整理录音，拍摄照片，经费自筹，设备是朋友赠送。今年完成一部口述史书：《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起因是1993年笔者在日本客座研究时，深感中日间理解之困难。回国即向早年留日前辈18人请教，将其中14人的录音整理出来成为此书。显然，笔者的访问计划与前述台湾近史所的计划有一点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为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题为中心，请不同的人来谈同一个有意义的主题。笔者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是经费严重短缺而逼出来的办法，不过这办法颇有特色，很适用。
四、口述史学的基本方法
口述史学的方法是一种生动的综合方法。对于每一位有志者来说，需要在基本训练和认识观念方面进行综合培训;在准备、进行、整理、著书等各个阶段，需要掌握不同的条件与因素，以对应不同的难点;尤其在与受访者进行录音谈话时，文化修养和聪明的头脑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得到惊人的效果;还有，对工具的运用也有多种技巧。可以说，当你决定尝试用口述方法时，你已经开始冲破传统方法的拘束，已经在进行严肃的分析和勇敢的探索，值得在笔记中记下来了。笔者曾经听某人说过：“中国口述历史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这是一种遁词，是懒汉的时间表。笔者也曾经见人写过，说是搞口述史学的人，要具备五大条件：(1)基本的史学素养。(2)足够的近代史知识。(3)写真传神的大手笔。(4)绣花针的细密功夫。(5)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这几条可是够吓人的，笔者要是在做这项工作之前看见，恐怕就会不敢干口述历史工作了。倒是如果将时间先后反过来看，即通过搞口述史，在这五方面都会有长足进步，我是愿意自我作证的。
口述历史工作者除了有明确的思想性以外，还要运用复杂又细致的组织技巧。组织者—访问者—受访者—研究者，要从众多因素的配合中争取得到最佳收获，绝非容易成功之事情。组织者必须能够判断口述史主题和访问范围，还要进行筹集资金及管理工作。例如一个有意义的、有可读性的、可操作性的主题，也并不是一想就来的。组织者在主题范围内，要安排对访问对象的了解和制订访问计划，还需要申请和控制适度经费，约集访问者，配备设备，对访问的事前训练，访问中的资料管理，对录音的文字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组织者都必须照料到，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会严重影响工作进程，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安排;访问者需要热情又实在，有训练的头脑及配备现代工具，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要准备吃苦头;受访者一般年龄偏大，事情较多，干扰因素也偏多，所以应该做好谈话的精神准备。又由于受访者回顾经历时，往往会受到事后经历的影响，使原来事情增加了变形的色彩。因此，当受访者与之谈话时，访问者警惕不要被动陷入受访者的变形观念中，但也不能够与受访者形成语言上的大冲突，这无疑是对访问者的更高要求，因为他是谈话的主导者;整理者及研究者在访问结束之后，利用宝贵的录音和相片，配合文字史料及遗物，将录音的声音提炼升华成口述文字稿，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要将重复多余的言语删去，要处理好谈话中的矛盾不妥处，要处理好谈话与文字史料间不一致的地方，既要保留受访者谈话特色，又要文字通顺;最后写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再经受访者审查签名同意，就可以为研究者使用或者编辑公开发表。以上各个环节，如果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合适的方法，恐怕是难以成功的。这些相关人士如想完满成功，最重要的是密切合作和严格的工作程序，因为调动不同资历的老人为一个访问主题而向你“口吐真言”，这本身就说明工作的难度和乐趣，其间很大程度是依靠访问者的准备和现场的表现。
五、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困难
经过70年代国际上口述史学的发展高峰后，目前国际口述史学是进入轨道的平静，他们抱怨的是录音太多，多到了难以整理出其中有用的部分。
笔者在1989年曾著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①③]呼吁将中国口述史学安排进国家研究计划中，并希望至少有一个学术机构出面来承担。但是很遗憾没有得到回应。1995年笔者又写了两个申请报告，也是如石沉大海。
国内学术界中一些人对口述史学各有各的看法，有兴趣尽管谈，象彭卫、孟庆顺、沈固朝等先生都发表过言论，关心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可行性，还提出不少方案，涉及社会史、生活史、妇女史、心理史、民族史、戏曲史等等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讲述中国口述史的重要性来呼吁别人做此项工作，而笔者略有不同之处就在起而行，从几个迫切的主题展开口述访问工作。
目前国内热心的探索者太少，这恐怕与我们的学风有关系。学术界中坐而论道的学者颇多，评头论足的也不少，深受门户派别、官位职称的干扰。要想认真尝试田野作业与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实践，用一用口述方法，尚非易事。因为只有历史才永远承认这种辛苦劳累的价值。
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关键困难，是缺乏经费。至于愿意进行中国口述史的朋友们，肯定都不会在没找到经费前就去开展工作。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为不管多少钱，都不能够改变历史的真实性。中国传统有一种“刀笔吏”，总想把出钱人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只有大优点，顶多再附点小缺点。其实神仙没血没肉，在历史上从没生存过，谁要学习?口述史工作者的头上是悬着真理之剑，责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对人类历史负责的。
①见托什的文章：“口述的历史”。译文载《史学理论》1987年4期，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