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龚方震《祆教史》，第280页。

[12] Laufer, Sino-Iranica, p.529.

[13] 藤田丰八《萨宝》，第43-44页。

[14]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5、78页。原书为：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Berkeley & Los Angels, 1963.

[15] 杨宪益《译馀偶拾》中的《萨宝新考》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322页。

[16] [元魏]慧觉等在高昌郡译《贤愚经》卷四《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卷，编号202，第378页中。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2年。(下文简称《大藏经》。)

[17] [元魏]慧觉等在高昌郡译《贤愚经》卷八《大施抒海品》，《大藏经》，第四卷，编号202，第406页中。

[18] [后汉]康孟详译《佛说兴起行经》卷上，《大藏经》，第四卷，编号197，第169页中-下。

[19] [元魏]慧觉等在高昌郡译《贤愚经》卷六《五百盲儿往返逐佛缘》，《大藏经》，第四卷，编号202，第393页中。

[20]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第479-480页。

[21] [元魏]慧觉在高昌郡译《贤愚经》卷十《勒那阇耶品》，《大藏经》，第四卷，第422页上-中。

[22] 上文业已指出，梵文sārthavāho 之汉文略译为“萨薄”;而它之汉文详译则为“萨陀婆诃”。至于其意译名，除了上面引文所见的“贾客主”外，则尚有“商主”，这由《大孔雀经》的梵文本和汉译本的对照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大孔雀经》的汉文译本有僧伽婆罗译本(简称罗本)、义净译本(简称净本)和不空译本(简称空本)。列维(Lévi)曾比照梵、汉本而分析道：

第二十六行 梵本 Sautīrake Pālitakah Sārthavāho Dhaneśuarah。

罗本 波利多柯夜叉，住输底罗柯国，萨陀婆诃夜叉，陀尼莎罗夜叉。

净本 波离得伽神，烧智洛迦住，商主及丰财。

空本 波唎得迦神，少智洛鸡住，商主财自在。……

按二十六行之药叉Sārthavāha，罗本音译。净、空二本义译，为“商主”。西藏本作ded dpon，此言“队商首领”。(Sylvain Lévi著，冯承钧译《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第37-38页)由此可知，若将汉译佛经中“商主”的最初语源视作梵文sārthavāho，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23] 比丘道略集《杂譬喻经》第30条，编号207，《大藏经》，第四卷，第529页上。应该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鸠摩罗什所译《众经撰杂譬喻》卷下(编号208，《大藏经》，第四卷)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辞句，叙述了这则故事，只是将“萨薄”换成了“商主”(第437页中)。这再一次有力地证明，“萨薄”与“商主”只分别是同一梵文名的音译名和意译名而已。

[24] [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一《窳惰子难陀见佛缘》，《大藏经》，第四卷，编号200，第204页中。

[25] [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九《海生商主缘》，《大藏经》，第四卷，编号200，第244页中。

[26] Jes P. Asmussen The Sogdian and Uighur-Turkish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entral Asia before the Real Rise of Islam: A Survey, L. A. Hercus,

F.B.T.Kuiper, T.Rajapatirara & E.R.Skrzypczak(ed.) Indological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umn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W. de Jone on His Sixties Birthday, Canberra, 1982, p.13.

[27] 例如，桑原骘藏《论隋唐时代来住中国的西域人》(《东洋文明史论丛》，弘文堂，1934年)、小野川秀美《河曲六州胡之沿革》(《东亚人文学报》，卷一，四号，1942年)、E.G.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T’oung Pao, Vol.41, No.4-5)、羽田亨《漠北之地和康国人》(《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历史篇，1957年)、芮传明《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一辑)、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二期)、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年，第三期)等等。

[28] 阿斯塔那524号墓文书中的“高昌永平二年(550年)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为知祀人名及谪罚事”条，《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46-4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为排版方便起见，本引文略微改动了原件的排列格式及少数文字的标记方式。下面所引的出土文书亦然。

[29] 阿史塔那331号墓文书的“高昌义和六年(619年)伯延等传付麦、粟、穈条”，《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11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30]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第479、481页。

[31]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高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5294页。

[32] 《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高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18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