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似乎可对主要见于南亚次大陆的“萨薄”的身份作如下定义：通过海道或陆路，进行远程贸易的较大规模的商团的首领。所以，他与一般的商人有着相当的区别：无论在财富拥有方面，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抑或在领导才能方面，前者都远胜于后者。
2.萨薄的职权与资格
姜伯勤曾对萨薄的职责作如下的描述：“看来，‘萨薄’是由国王批准的外出搜求宝货的贾人首领，其商侣用募集形式招来，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充当萨薄须垫支一定的预付资本。‘为萨薄法，当办船具’，‘尔时萨薄以三千两金，千两办船，千两办粮，千两用俟船上所须’。”[20]
姜氏之所以认为萨薄“是由国王批准的外出搜求宝货的贾人首领”，并且“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是因为上引《贤愚经·大施抒海品》有这样一段叙述：“(婆楼施舍城之豪富婆罗门尼拘楼陀之子大施)广行宣令，告语众人：‘我今躬欲入海采宝，谁欲往者，可共俱进。我为萨薄，自办行具’。于时国中，有五百人，闻是令已，佥然应命。即办所须，克定发日。日到装驾，辞别趣道。王与群臣，并其父母、诸王、太子、臣民之类，数千万人，送到路次，各赠妙宝，供道所须。啼哭断绝，于是别去。”诚然，这里有“王与群臣”“数千万人”为大施送行的辞句。然而，稍微检看上下文，便知这并非惯例，而是一个特例。
因为在这则故事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背景介绍：“有大国王，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小国八十亿聚落。王所住城，名婆楼施舍。于是城中，有一婆罗门，号尼拘楼陀，聪明博达，天才殊藐。王甚宗戴，师而事之。八万四千诸小国，悉遥敬慕，瞻仰所在，四远贡献，遣使咨承。略而言之，如奉大王”(第405页上)
而大施即是这位婆罗门的独生爱子。
显然，大施的父亲本来就是国王之“师”，并且深得四方人民的爱戴，以至其社会地位与国王相仿(“如奉大王”)。此外，大施正是由于大量施舍穷人而耗尽了万贯家财，所以才想“入海采宝”，以求取更多的财富来施舍穷人。易言之，他是为了整个国家和天下穷人才为萨薄而赴海外的。那么，这样一位“帝师”和“无冕之王”的爱子要为了举国人民的幸福而远赴海外赚钱，国王和群臣、百姓为之送行，岂不是完全合乎情理吗?
所以，“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决非施之于每个萨薄的惯例，而只是仅此一见的特例。此外，“由国王批准”云云，也查无实据。民间赴海外经商的团体不可胜数，似乎没有理由要获得最高统治者的允准才能成行。
至于萨薄必须承担的职责，则从《贤愚经·勒那阇耶品》的叙述中可获得一定的信息：
(阎浮提波罗柰国之大萨薄勒那阇耶，因大量施舍而一贫如洗。)当于
是时，有众贾客劝进萨薄，欲共入海。即答之曰：“为萨薄法，当办船具。
我今穷困，无所复有，何缘得从?”众人报言：“我等众人，凡有五百，开
意出钱，用办船具。”闻是语已，即便许可。众人投合，大获金宝。尔时萨
薄以三千两金，千两办船，千两办粮，千两用俟船上所须。馀故大有给活
妻子。[21]
由此可以得知，通常说来，既任萨薄，就得负责为整个商团提供进行旅行的交通工具(若进行远洋贸易，必须置备船只;若经由陆路贸易，则需马匹、骆驼等)，以及旅途中所需的粮食等日用品。不过，这可能只是不成文的惯例，而并非正式的书面“法律”。即就这段引文而言，也可以看出，若萨薄在经济方面一时拮据，只要商团成员相互体谅，物质设备也可以用“合资”形式解决。
所以，萨薄(也就是“商主”[22])的担任者，不仅仅在于他有比较雄厚的财力，可能更取决于他的声望和能力，因为他必须能够“服众”，并且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带领其商团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代的远程贸易至少数年时间)克服种种困难，取得预期的成果。易言之，他必须是一种“领袖式”的人物。佛经的无数寓言式的故事，或显或隐地揭示出了这类信息。
例如，上引《贤愚经·大施抒海品》之萨薄大施，便是一个深得人民拥戴而极有声望的人。《贤愚经·勒那阇耶品》的萨薄勒那阇耶也是极孚众望者(因大量施舍而一贫如洗)，故而诸商人主动筹资置备船具，拥戴他为萨薄。而在《佛说兴起行经》卷上的那则故事中，正是由于“第二萨薄”的远见和坚持，整个商团才在洪水到来之前准备好船只、食品等物，及时脱难，并满载而归;而“第一萨薄”则由于自己的决策失误，导致了本身和整个商团遭受灭顶之灾。又，《贤愚经·五百盲儿往返逐佛缘》则展示了萨薄在危难时刻身先士卒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即以白氎自缠两臂，酥油灌之，然用当炬。将诸商人，经于七日，乃越此暗。”)。
《杂譬喻经》也记载了一位“救苦救难”的萨薄：
昔有五百贾客，乘船入海，欲求珍宝，值摩竭鱼出头欲食众生。时日
少风而船去如箭。萨薄主语众人言：“船去太疾，可舍帆下沉。”辄如所言，
舍帆下沉，船去转驶而不可止。萨薄主问楼上人言：“汝何所见?”“我见
上有两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萨薄主惊言：“此是大鱼，当奈何哉!
我与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鱼腹，无复活理。汝等各随所事，一心求之。”
于是众人各随所奉，一心归命，求脱此厄。所求愈笃，船去愈疾，须臾不
止，当入鱼口。于是萨薄主告诸人言：“我有大神，号名为佛。汝等各舍本
所奉，一心称之。”时五百人俱发大声，称南无佛。鱼闻佛名，自思惟言：
“今日世间，乃复有佛，我当何忍伤害众生?”适思惟已，即便闭口。水
皆倒流，转远鱼口。五百贾人，一时得脱。[23]
从这则貌似荒诞的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粹取出两条比较真实的信息：第一，萨薄(至少是通过海道进行远程贸易的萨薄)通常都具备丰富的航海知识，他应该是指挥航海的最高权威(“船去太疾，可舍帆下沉”云云，可体现这点)。第二，商团在旅途中遭受意外灾害时能否脱难，往往取决于萨薄的智慧和专门知识(这里虽然谓念佛而脱难，迹近无稽，但是隐含的事实则是凭藉着萨薄的高超航海技术，才避免了触礁之类的海难事件)。
除上引诸例外，他如“(舍卫国某长者之子难陀)即便唱令，告众人言：‘谁欲入海，采大珍宝。我为商主。’众人竞集，共作要誓。入于大海，各获珍宝，皆安稳还。”[24] “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五百贾客，欲入大海，采取珍宝。时彼商主，选择族望，娉以为妇。”[25] 等等辞句，都展示了商主(=萨薄)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声望、财富和知识等。
总而言之，至少佛经中所见的流行于古代印度的“萨薄”，应是货真价实的“商主”，并且多为进行远程贸易的商团的首领。那么，它是如何演变成中原王朝的“萨宝”的呢?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这应该主要归功于粟特人的传播。
三.从“萨薄”到“萨宝”的演变
我们可以断言的是，中原的“萨宝”名称源于粟特人所传播的“萨薄”称衔;而该称衔的内涵在传播过程中逐步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中原王朝的“萨宝”称衔与祆教并无必然的关联。
1.粟特人将“萨薄”名称带到东方
粟特人特别擅长经商，并在公元第一千纪频繁地东来，活动于中原地区，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所谓“粟特”，是沿用《魏书·西域传》中提到的位于“葱岭之西”，并且“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的“粟特国”之名。据现代学者考证，此即古代西方文献中的Sugda或Suguda(古波斯文)、Sugda或Sucda(《阿维斯陀经》)、Sogdiana(古希腊文献)，以及Swgd、Sugd、Sgwd、Sgud(粟特文文献)等。当代英文则称其地为“Soghd”，其民为“Sogdians”。而在古代汉文史料中，此族尚有 “属繇” (《魏略·西戎传》)、 “窣利”(《大唐西域记》)、“速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孙邻”(《梵语千字文》)及“苏哩”(《梵语杂名》)等异名。
不过，在汉文史料中，更多地不是直呼“粟特人”，而是以“昭武九姓”称呼之。这一名称见于《隋书·西域传》，它说“康国”(以今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一个地区，是典型的“粟特地区”)国王本姓温，早先居住于祁连山以北的昭武城，嗣后因遭匈奴攻击而西迁，遂度越葱岭(大致相当于今帕米尔高原)而定居下来。王室的各支后裔均在康国附近建立政权，为了纪念其源流，故各国都以“昭武”为姓。所以，凡以“昭武”为姓的民族，都被目之为粟特人，而查检史料，“昭武”之姓有康、安、鏺汗、米、史、何、乌那曷、穆、漕、曹、石、火寻、戊地、东安等十四国。鉴于古代汉人多以域外政权之“国姓”为该国居民个人之姓，故诸如康、安、米、史、何、穆、曹、石等姓的域外人，往往被视同于粟特人。
至于粟特的地理范围， 虽然历来中外的各种记载说法不一，但是大体而言，若将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块地区以及锡尔河北的塔什干周近地区纳入“粟特”的范围之内，则与事实相去不远。这块地区不大，然而由于它处于古代各大文明交通的要枢上，故而使粟特人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向外发展的优势。
粟特人的流动性极大，他们所显示的最大特点是善于经商，而在此同时，也很热衷于吸取各地的文明而为己用，并且再将其传播至其他地区。阿斯摩森(Asmussen)曾很精简地概括过粟特人的这种特色：
在中亚，粟特人被认为是最卓越的商人。汉文资料说他们热衷于贸易
和财利，这恐怕并非没有根据，因此，诸如pwrc(债务)和mr’z(雇用奴
仆)等粟特词汇已被突厥语所借用。根据残存的史料，伊朗人，尤其是粟
特人，是如此出色的商人，以至令伊兰人不时参与的其他商业活动全都显
得黯然失色。粟特人是既能享乐也能吃苦的一种商人。诸如从敦煌和罗布
泊分布开来的往往具有相当规模的粟特的贸易移民地，当然为树立这一声
望而发挥了作用。
但是在全部这些年代里，这些商人所干的事不仅仅是兜售他们的货物，
他们也是将其他地区所有新事物带来的使者。他们是各种宗教的贩运者，
他们在佛教的《本生经》和《出曜经》中，在摩尼教的宗教故事中，在基
督教文献(尤其是叙利亚文文献)中，都是十分著名的角色。他们是如此
地著名，以至诸如商业性的称衔‘萨薄’(sārthavāha, 队商领袖)被佛教徒
用以称呼如来、菩萨，被摩尼教徒用来称呼摩尼本人(无疑是模仿佛教的
方式)，名之为‘伟大的队商主’(wzyš srtw’)。[26]
按照阿斯摩森的这一说法，似乎“萨薄(队商领袖)”一称本是粟特人所创，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传播，才被佛教、摩尼教等宗教所借用。我则认为粟特人所用的“萨薄”倒是源于印度的佛教等文化，而非相反。至于他们再将此名转用于东方的摩尼教中，则不无可能。但是不管怎样，粟特人频繁地使用“萨薄”一名，已被各种史料所证实。
关于粟特人的极大流动性和善于经商的特色，《旧唐书·西戎传》对于康国人(=粟特人)的一段描述，被后世之人奉为经典之说：“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这里的“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一语，不但将粟特人说成是特别擅长经商的一个民族，并且是那种为了钱财而不畏劳累，不惜远走它乡的人。如此描绘尽管有夸张之嫌，但粟特人曾经大批东来中原王朝及其周边地区的史实，却因此被充分地肯定。
总的说来，粟特人东来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经商，为了赚钱，但是他们东来以后的活动却涉及到除商业以外的方方面面，诸如宗教活动、政治活动，乃至军事活动中都可以见到粟特人的身影。有关这些活动，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性的论述。[27] 而粟特人活动的重要特点之一，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聚群而居，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占据一定的地域，并且相对于当地的政权来说，有着较大的独立性。亦即是说，他们常常形成一种自治的移居地。
可以想见，当粟特商团东来之后，只要其成员基本上还聚集在一起，那么商团首领(“萨薄”)的领导地位及其称衔大概也不会改变。甚至在建立移居地之后，自治机构的首领也很可能仍由原商团首领担任，而其称衔“萨薄”则仍被沿用。在此情况下，“萨薄”原有的“商主”的含义，将会逐渐演变成“行政首长”的含义。粟特商团大批东来的时代背景，乃是该称衔出现这种传播和演变可能性的有力证据之一，而在下文，我们将提供更多的具体证据。
2.“萨薄”在高昌演变成低级行政官衔
如果说，作为“商主”的“萨薄”在东传的过程中，逐步向作为正式官衔的“萨宝”演变，那么，北朝末期和唐初高昌政权的职官便显露了这种端倪。证据来自于高昌国的一份官方文书：
9 虎牙孝恕 萨薄□□ 虎牙孟义 □□□
10 明正月一日当敬 □□□□十二月卅日□□□
11 若□□□□□□□□□□□□□□谪酒 □□□
12 祀。若 □□□
13 突祀所，谪 □□□
14 □谪酒二斗。故□□□，□使闻之。
15 □□□□庚午岁十二月卅日祀部 班
16 长史虎威将军兼祀部事麴 □页 [28]
这是高昌麴氏王朝主持祀部的长史虎威将军麴某颁发的，在除夕参与祭祀诸神的负责人的名单，则萨薄某人与身任虎牙的孝恕、孟义等都为“知祀人”之一。此外，另有一份较晚的高昌文书也提到了“萨薄”：
13 萨薄□□传粟□斛给与车不六多 义和六年□
14 卯岁九月十一日 □ [29]
这是高昌义和六年(619年)的文书，时值唐初。这里的萨薄只是下令给名为“车不多六”的人多少斛粮食，而并未参与任何宗教性的活动。
姜伯勤在征引这两段文书之后，得出结论道：“高昌文书中的‘萨薄’即唐代史籍中主持‘萨宝府’并拥有称为祆正的部下的官职‘萨宝’。”又说：“萨薄在高昌政权下既兼管民事(如传令给胡户支付粮食)，又兼领教务(如参与高昌祀部祭礼);既是商胡聚落的”商主“或侨领，又是来华后接受政府任命并享有职权的管理胡户的职官。”[30] 尽管此说较诸旧说已经有新的发明，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对高昌政权的“萨薄”官职作更为具体的剖析。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高昌的“萨薄”与祆教并无特殊的关系，至少上引的文书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先看上引高昌永平二年文书的全文：第一行称，谏议乾茂、参军忠穆、明威世和、主簿处顺等六人“知祀□□”;第二行称，谏议僧佑、参军佑义、中郎忠达、虎牙广达等六人“知祀风伯”;第三行称，仓部司马、中郎忠贤、参军崇宗、将兴老等六人“知祀西门”;第四行称，参军崇德、将元智等六人“知祀□□”;第五至第八行残缺得十分厉害，只见少量职官名和人名(如通事元琛、参军智运、校郎孟孝、参军忠顺、将禅奴等)，而不见“知祀”何神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