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随着地域的东延和时代的发展，萨宝的官位品级越来越高。如上文对高昌的萨薄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所示，它与虎牙的地位大致相仿，亦即不过八、九品。
然而，按照中原隋王朝的官制，萨宝(=萨保)的地位已经提升了：“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36] 所谓“视”，就是“比照看待”之意，因此这里的“视从七品”、“视正九品”之类，也就相当于“从七品”和“正九品”。于是我们看到，至少在隋代的首都所在地雍州(即京兆郡)，萨宝一职已经位列从七品。
再看萨宝在唐代的地位。按《通典·职官志》，萨宝为“视正五品”，萨宝府的祆正则为“视从七品”。亦即是说，降及唐朝，萨宝的官阶大大地跃升了一步，居然相当于正五品;而其下属职官祆正的官阶也相应提升，与隋代的萨宝一样了。那么，“正五品”应该是怎样一种概念呢?
按唐制，位列“正第五品上阶”的有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国子博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子中允、太子左右赞善大夫、都水使者、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奉先、会昌县令、亲勋翊卫羽林郎将、中都督府上都护府长史、亲王府咨议参军事、军器少监、太史少监、亲王府典军、中散大夫、开国子、定远将军、上骑都尉。而位列“正第五品下阶”者，则有太子中舍人、尚食尚药奉御、太子亲勋翊卫郎将、内常侍、中都督上都护府司马、中州别驾、下府折冲都尉、朝议大夫、宁远将军。[37]
尽管作为“视正五品”的萨宝的地位不能完全等同于“正五品”官员，但是应该大致相仿，所以萨宝享受的荣誉或者物质待遇，可能与在朝廷担任比较重要职位的官员，以及包括首都长安、洛阳在内的重要城市的县令等相去不远。有鉴于此，如果把“萨宝”视作为祆教的宗教首领，那么我们就难以想象，一向藐视域外“邪教异端”的中原王朝，为什么会将祆教敬奉到如此高的地步?所以，比较合理的答案只能是：萨宝并非祆教的教职。
至此，我们必须再强调一下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社会大背景。自两汉以降，由于中原王朝政府颇致力于和域外的交往，故而域外“胡人”越来越多地前来中原或其周边地区。历经西晋末的“五胡乱华”之后，无论是“北胡”(主要由北方的游牧民族构成)还是“西胡”(主要由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印欧民族构成)，都更加大量地涌入中国，甚至在中原地区建立王朝(如鲜卑人统治的北魏)。而隋、唐政权的强大，又导致了更多的“胡人”前来“朝贡”或者“降附”。总而言之，降及唐朝的开元时期，中原的“胡化”臻于鼎盛。那么，一般说来，中原王朝是如何处理与这些“胡人”的关系的呢?《册府元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类对策的概貌：
“中国之于夷狄，羁縻而已。若乃殊邻绝党之国，钦风慕化而至，琛賮维旅，鞮译以通，解辫而习宾仪，保塞而请内属。由是推怀柔之道，开抚纳之意，优其礼遇，厚其赐予，以笃其好而厌其心焉。汉氏之后，乃复加以侯王之号，申之封拜之宠;备物典册，以极其名数，持节封建，以震乎威灵。至于告终称嗣、抚封世及，必俟文告之命，乃定君臣之位。”[38]
“先王之御夷狄也，接之以礼，示之以信，濡之以惠泽，耸之以威德，羁縻勿绝而已。……三代而下，因其慕向，厚加恩纪，以申抚纳。或优厥赠贿，或被以官带，赐印绶以异其数，班币帛以将其意。以至殊馆谷之待，加优戏之娱，纡车驾以临会，命公卿而祖道。”[39]
“天生四夷，以御魑魅，故前代圣王，羁縻勿绝，禽兽而畜之。……自汉已来，乃有向慕风教，震惧威烈，因其衰弱，相率内附。而乃招谕之以礼，申于抚纳;怀柔之以德，厚其存恤。以至张官置吏，设亭筑塞，锡之以衣冠印绶，振之以缯絮菽粟。因以弭兵息役，开疆拓土。斯皆得来远之道，达御戎之要者焉。”[40]
综此而言，中原朝廷在处理与“夷狄”之关系时的得意之作，亦即比较成功的策略，乃是“怀柔”和“羁縻”之策。即尽可能地满足“夷狄”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要：多赐财物、授予官位，从而换取他们的“归附”——安分守己。
而隋唐时期的中原王朝也颇奉此策，例如，唐太宗击破东突厥之后，归附的“夷狄”酋长便多被拜为朝官：“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馀人，殆与朝士相半。”[41] 又如，原隶薛延陀的诸部落在归顺唐廷后，其使者也都被拜为郎将等官：“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顿，铁勒、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太宗)见其使至，甚悦，遣黄门侍郎褚遂良引于悬厅，浮觞积胾以礼之，夜分乃已。异日，召铁勒等并入宫，张乐以宴之，拜为郎将及昭武校尉等官，乃降玺书劳其酋长，及赍绫锦等，以将厚意。”[42]
上述两例虽然主要是指“北胡”酋长被授予官位，但是“西胡”享受这种待遇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唐代张掖郡的石崇俊(源自西域，又姓“昭武九姓”中的石，故当为粟特人)的祖父石宁芬，乃是“本国大首领，散将军”[43]。这里所谓的“本国大首领”，显然是指他在自己乡人中的地位，而“散将军”则是唐朝廷授予他的称衔。散将军也就是武散官，按唐制，从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二十九阶。是为一种虚号，只用以表示服饰、资荫和仪制等级别，往往授与域外部落首领。可见石宁芬是以部落首领的身份而享有唐的“将军”称号的。这点在下一例中更为明显：
唐代“六胡州”的粟特人首领安菩，曾被封为定远将军：“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44] 按《唐六典》，“定远将军”位列“正五品上”，并且“止施于外国”[45]，则安菩分明是既掌粟特部落“首领”之实权，又获唐廷“定远将军”的封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首领同京官五品”一语，因为它与上引《贞观政要》之语是十分吻合：诸部落首领均拜将军中郎将，都在五品以上。
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中原王朝为了表示对所“归附”的域外群体的“怀柔”和“优渥”(实质上也是为了便于管理)，往往保留固有的胡人团体，仍由原有的酋长担任首领，同时授予他一个中原王朝的官号，该官号虽然是个虚衔，却品级较高(例如七品、五品等)，以笼络“夷狄”之心。
有鉴于此，当我们再度注意到只有“胡户”首领才能拥有的“萨宝”称衔，在唐代也是“视正五品”时，就很容易认为，这更可能是域外移民团体的行政首领的称衔，而不是宗教职称。唐代的几则墓志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粟特人康婆的墓志铭载云：“君讳婆，字季大，博陵人也，本康国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祖陁，齐相府常侍;父和，隋定州萨宝，又迁奉御;并英风秀出，器局沉明，率下有方，事君以礼。虽日磾归汉，由余适秦，无以仰则忠贞，取侔荣观。”[46] 康和先任定州的萨宝，此后又升迁为奉御。而按隋制，“奉御”是殿内省所属六尚局的长官，秩正五品;“萨宝”在当时则至多视从七品。我们由此看到的是一个“归化”的粟特部落首领的逐步获得重用，即从一个较低级的官职升迁至另一个较高级的官职，却实在看不出这里的“萨宝”与宗教有任何关系。
又，粟特人康拔达的诸种官职，也展示了这样的意思：“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其先盖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盘根万顷，王叶千寻，宗继皇基，枝连帝业。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当官处任，水镜元以近其怀;处逝公途，石席不之方其志。诏赠武威太守。父莫量，同葬安乐里。”[47] 骠骑大将军的品级各朝不同，隋代为正四品，唐朝则为从一品;而开府仪同三司为散官，若按唐制，则为从一品。看来，康拔达的地位不低。按照墓志铭的行文惯例，列数的官衔，都应该是足以向世人炫耀者，因此，与诸多显贵的世俗性称衔并列在一起的“萨宝”，恐怕更像是“本族大首领”之类的官号，而非鲜为人知——尤其是被汉人轻视——的祆教的教职。
再看粟特人康仵相的的官衔：“君讳元敬，字留师，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仵相，齐□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皆以忠勤奉主，操等松筠;委质称臣，心贞崐玉。”[48] 这里的“肇自□居”中所缺一字肯定为“康”，而隋唐时期汉人所谓的“康居”实际上是指“康国”，亦即粟特地区，故这一康姓家族为粟特人无疑。而康仵相先任北齐某州的“摩诃大萨宝”，后则改授龙骧将军。“龙骧将军”是杂号将军，北朝时期地位较高，为三品。显然，他是从“摩诃大萨宝”升迁而为“龙骧将军”的。与上述二例一样，如此行文，更像是在叙述世俗官职的升迁，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康仵相从宗教职位换成了世俗官职。
而粟特人安盘娑罗的例子，则更清楚地表明“萨宝”应该是一个世俗性的官职。《元和姓篡》载云：“姑臧凉州 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案，唐《世系表》作‘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生兴贵，执李轨送京师，以功拜右武卫大将军、归国公。”[49] 这里所说的安兴贵之父“盘娑罗”，即是《新唐书》所言的“婆罗”(“武威李氏，本安氏。……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生兴贵、修仁。”[50])，亦即《安忠敬碑》里的“罗方大”(“公讳忠敬，字某，武威人也。……高祖何藏器，广宗之子也，周开府仪同三司、宁远将军、肃州刺史、张掖郡公。曾祖罗方大，隋开府仪同三司，皇朝赠石州刺史、贵乡公。祖兴贵，右武威大将军、凉州刺史，徙封荣、凉、归三国公。考文生不仕。”[51])。
由此可知，安盘娑罗因世袭而任凉州萨宝，但是所谓的“开府仪同三司”和“石州刺史”，却一为名誉称衔，一为死后所赠。陈国灿很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显然与他是武威一带有影响的祆教领袖萨宝有关”[52]。然而，更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正因为安盘娑罗是凉州地区世袭的西胡移民群的大首领，在当地颇有实力，故隋廷授予他相应的荣誉性称衔“开府仪同三司”，唐廷则根据他在世时的实际权位，追赠相应的“刺史”(一州之行政长官)称号。如果认为强大的中原王朝隋、唐政府会仅仅因为某胡人担任了其乡人之宗教团体的首领而给予他如此高的荣誉，那就大悖于情理了。所以，此例进一步肯定了“萨宝”是拥有较高职权的行政长官的称衔。
(3) “摩诃大萨宝”、“摩诃萨宝”与“大首领”
上文所引的《唐故处士康君墓志》提到，康仵相曾任北齐某州的“摩诃大萨宝”。《安万通墓志铭》称，安万通的高祖安但在北魏时期任“摩诃萨宝”。那么，这类称衔与“萨宝”有何异同呢?我认为，就中原王朝的官衔而言，这类称衔的实际内涵完全一样;这些异名只体现了人们对被称呼对象的尊崇，或者汉人在译名上的无意识的异译。
“摩诃”显然是梵文“mahā”的音译，其意思为伟大(great)、大(large、big)、胜(surpassing)、妙(mysterious)等[53]。这是一个使用率较高的形容词，往往施之于某些称衔前，以更加突出其重要性或显要性。例如，“摩诃罗惹(Mahārāja)”意即“大王”，而它在许多场合，与“王(Rāja)”的意思并无出入。又，“梵天(Brahmā)”有时就是“大梵天(Mahābrahman)”的略称。再结合前面所引《贤愚经·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之语：对于同一个人，先是称之为“大萨薄”，嗣后则反复称之为“萨薄”。故知“大萨薄”与“萨薄”绝无区别。而这里的“大萨薄”在梵文中，也就是“Mahā Sārthavāha”;若全部音译成汉文，岂不是“摩诃萨薄”或“摩诃萨宝”?
据此，我们不仅得知，“摩诃萨宝” 与“萨宝”并无区别(至于“摩诃大萨宝”中的“摩诃”与“大”，只是古人因不太熟悉外文而重复翻译音、义而已，故亦即“摩诃萨宝”);并且，汉人所使用的“萨宝”一称，不但如有些学者所说，可能是从伊兰语族中的中古波斯语或粟特语翻译而来，也有可能直接从梵文翻译而来，因为“摩诃”显然是梵文的音译名。当然，即使译自梵文，也并不表明此名一定是由印度人传入中国，它也可能仍由粟特等伊兰系人传入，只不过传入时直接使用梵文罢了。从粟特人当时在欧亚大陆上异常活跃地参与各大文明之交流的背景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最为客观的推测是：由于当时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各类“胡人”很多，对“萨宝”的称呼各随其俗，因此出现不同的译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在见于吐鲁番盆地的一份用中古波斯语书写的摩尼教文书中，也见到了“大萨宝”之类的称号：“啊，最伟大的队商主啊，他的商队迷失在荒凉的沙漠、山地和峡谷中。”[54] 这是哀悼摩尼教团的高级僧侣末扎库(Mar Zaku)之死的一首赞美诗。在该诗中，“伟大的队商主”(或“大商主”)就如“伟大的明灯”、 “伟大的树”、“伟大的太阳”等其他称号一样，都是一种崇敬性的称号，而决不是实际的职称，这毋庸置疑。此地的“wzrg”义为“伟大的”(“wzyšt”义为“最伟大的”)，与梵文中的“mahā”具有相同的含义。至于“s’rtw’”则完全是梵文“sārthavāha”的音译，亦即相当于汉文的“萨薄”或“萨宝”。
根据此例可以肯定，即使如粟特人这样的伊兰系民族将印度的“萨薄”借用到自己的宗教里时，也并不把它作为实际的宗教职位，而只是借喻式的“领袖”或“伟大领袖”之意。所以，我们更加确信，中原王朝的“萨宝”既与西胡的摩尼教(注意，东方的摩尼教信奉者中，粟特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此说基本上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在此不赘)教职没有关系，也与他们的祆教教职没有关系。
由于伊兰系移民通常以庞大商团的形式前赴东方，并定居下来，故对其首领的尊称“商主”或“大商主”很可能被沿用，只是内涵有所演变，由“商主”而成“首领”。所以，早先的“大商主”演化为“大首领”或“摩诃萨宝”，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当我们发现东来中国的许多西胡移民团体的最高行政长官经常被称作“大首领”时，更倾向于认为，“摩诃萨宝”即是“大首领”的同义词;而“萨宝”也就成为中原王朝授予西胡移民社团之行政首脑的正式官衔。
三.小结
根据上文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梵文“sārthavāha”是古印度对于某种商团首领的称呼。这类商团规模较大，经商的路程也很远，通常要远抵海外。出任首领者，不但必须拥有相当雄厚的财力，还应
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同时，丰富的旅行经验和领导才干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sārthavāha”就是汉文史料所言的“萨薄”、“商主”或“贾客主”。
居住在西亚和中亚的伊兰系民族，特别是中亚的粟特人(属东部伊兰人)，十分擅长于经商。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期间，他们以商业贸易活动为动力，活跃于欧亚大陆的各地。因此，见于印度的“萨薄”一名，遂被他们借用为本族商团首领的称号。许多“西胡”商团前赴东方，并长期定居下来，形成了大量独立性较大的自治或半自治社团。于是，原来的商团首领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些移民社团的行政长官;“萨薄”的含义遂由“商主”向“社团首脑”过渡，并被东方的其他居民所熟悉和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