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黯然失色。粟特人是既能享乐也能吃苦的一种商人。诸如从敦煌和罗布
泊分布开来的往往具有相当规模的粟特的贸易移民地，当然为树立这一声
望而发挥了作用。
但是在全部这些年代里，这些商人所干的事不仅仅是兜售他们的货物，
他们也是将其他地区所有新事物带来的使者。他们是各种宗教的贩运者，
他们在佛教的《本生经》和《出曜经》中，在摩尼教的宗教故事中，在基
督教文献(尤其是叙利亚文文献)中，都是十分著名的角色。他们是如此
地著名，以至诸如商业性的称衔‘萨薄’(sārthavāha, 队商领袖)被佛教徒
用以称呼如来、菩萨，被摩尼教徒用来称呼摩尼本人(无疑是模仿佛教的
方式)，名之为‘伟大的队商主’(wzyš srtw’)。[26]
按照阿斯摩森的这一说法，似乎“萨薄(队商领袖)”一称本是粟特人所创，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传播，才被佛教、摩尼教等宗教所借用。我则认为粟特人所用的“萨薄”倒是源于印度的佛教等文化，而非相反。至于他们再将此名转用于东方的摩尼教中，则不无可能。但是不管怎样，粟特人频繁地使用“萨薄”一名，已被各种史料所证实。
关于粟特人的极大流动性和善于经商的特色，《旧唐书·西戎传》对于康国人(=粟特人)的一段描述，被后世之人奉为经典之说：“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这里的“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一语，不但将粟特人说成是特别擅长经商的一个民族，并且是那种为了钱财而不畏劳累，不惜远走它乡的人。如此描绘尽管有夸张之嫌，但粟特人曾经大批东来中原王朝及其周边地区的史实，却因此被充分地肯定。
总的说来，粟特人东来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经商，为了赚钱，但是他们东来以后的活动却涉及到除商业以外的方方面面，诸如宗教活动、政治活动，乃至军事活动中都可以见到粟特人的身影。有关这些活动，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性的论述。[27] 而粟特人活动的重要特点之一，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聚群而居，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占据一定的地域，并且相对于当地的政权来说，有着较大的独立性。亦即是说，他们常常形成一种自治的移居地。
可以想见，当粟特商团东来之后，只要其成员基本上还聚集在一起，那么商团首领(“萨薄”)的领导地位及其称衔大概也不会改变。甚至在建立移居地之后，自治机构的首领也很可能仍由原商团首领担任，而其称衔“萨薄”则仍被沿用。在此情况下，“萨薄”原有的“商主”的含义，将会逐渐演变成“行政首长”的含义。粟特商团大批东来的时代背景，乃是该称衔出现这种传播和演变可能性的有力证据之一，而在下文，我们将提供更多的具体证据。
2.“萨薄”在高昌演变成低级行政官衔
如果说，作为“商主”的“萨薄”在东传的过程中，逐步向作为正式官衔的“萨宝”演变，那么，北朝末期和唐初高昌政权的职官便显露了这种端倪。证据来自于高昌国的一份官方文书：
9 虎牙孝恕 萨薄□□ 虎牙孟义 □□□
10 明正月一日当敬 □□□□十二月卅日□□□
11 若□□□□□□□□□□□□□□谪酒 □□□
12 祀。若 □□□
13 突祀所，谪 □□□
14 □谪酒二斗。故□□□，□使闻之。
15 □□□□庚午岁十二月卅日祀部 班
16 长史虎威将军兼祀部事麴 □页 [28]
这是高昌麴氏王朝主持祀部的长史虎威将军麴某颁发的，在除夕参与祭祀诸神的负责人的名单，则萨薄某人与身任虎牙的孝恕、孟义等都为“知祀人”之一。此外，另有一份较晚的高昌文书也提到了“萨薄”：
13 萨薄□□传粟□斛给与车不六多 义和六年□
14 卯岁九月十一日 □ [29]
这是高昌义和六年(619年)的文书，时值唐初。这里的萨薄只是下令给名为“车不多六”的人多少斛粮食，而并未参与任何宗教性的活动。
姜伯勤在征引这两段文书之后，得出结论道：“高昌文书中的‘萨薄’即唐代史籍中主持‘萨宝府’并拥有称为祆正的部下的官职‘萨宝’。”又说：“萨薄在高昌政权下既兼管民事(如传令给胡户支付粮食)，又兼领教务(如参与高昌祀部祭礼);既是商胡聚落的”商主“或侨领，又是来华后接受政府任命并享有职权的管理胡户的职官。”[30] 尽管此说较诸旧说已经有新的发明，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对高昌政权的“萨薄”官职作更为具体的剖析。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高昌的“萨薄”与祆教并无特殊的关系，至少上引的文书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先看上引高昌永平二年文书的全文：第一行称，谏议乾茂、参军忠穆、明威世和、主簿处顺等六人“知祀□□”;第二行称，谏议僧佑、参军佑义、中郎忠达、虎牙广达等六人“知祀风伯”;第三行称，仓部司马、中郎忠贤、参军崇宗、将兴老等六人“知祀西门”;第四行称，参军崇德、将元智等六人“知祀□□”;第五至第八行残缺得十分厉害，只见少量职官名和人名(如通事元琛、参军智运、校郎孟孝、参军忠顺、将禅奴等)，而不见“知祀”何神的记述。
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根据这件文书的体例而得知每一行的“知祀人”为一组，似乎多为六人，负责祭祀一种神祇。因此，在除夕接受祭祀的当有包括“风伯”、“西门”在内的九种神祇;而“萨薄”则位列第九组，参与祭祀第九种神祇。
再看高昌永平元年十二月廿九日祀部班示的一份“知祀人”名单，便能得到更为清晰的印象：第一行称，主簿双智、吏处贤等六人“知祀□□”;第二行称，主簿令秀、吏孝和等六人“知祀风□”;第三行称，主簿贤文、主簿义真、吏仁贤等六人“知祀西门”;第四行称，参军忠顺、主簿孝和、吏阿弥胡等六人“知祀南□”;第五行称，将禅奴等六人“知祀秦□”;第六行人名残缺，但有“知祀秦□”字句;第七行谓“知祀西涧□”;第八行“知祀长墠”;第九行称，由“虎牙肆□”等三人知祀某神。
对照这两份文书，其体例格式几乎完全一致：总共分为九组(除第九组确知只有三人外，至少第一至第五组均肯定为六人)，分别祭祀九种神祇。由于第一文书中的第二组负责祀“风伯”，第三组祀“西门”，而第二文书的第二组祀“风□”，第三组祀“西门”，两件文书十分吻合，故知这两次活动所祭祀的神祇种类也完全相同。那么，我们便能将有“萨薄”参与的那次祭祀中的已知神祇种类增添到至少六种：“风伯”、“西门”、“南(门?)”、“秦×”、“西涧×”、“长墠”。
显而易见，这是“泛神论”式的祭祀：所祀诸神中有代表自然现象的“风伯”，也有城市的保护神“西门”、“南门”之类，但却看不出他们与祆教有任何关系。此外，即使未知的诸神中有一种祆教神祇，也不过占总数的九分之一，根本不是主要祭祀对象;况且，这也未必由“萨薄”负责祭祀。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高昌政权中的职官“萨薄”与祆教并无特殊的关系;甚至，他与宗教信仰也无特殊关系，萨薄只不过如主簿、参军、将、虎牙一样，作为一般的行政官员之一，参与朝廷规定的祭祀典礼罢了。
根据上引文书而可以断定的第二点是：高昌“萨薄”官职的品级并不高。我们在此见到参与祀神的不少官职，包括谏议、主簿、参军、明威、中郎、虎牙、仓部、通事、校郎、萨薄等。《旧唐书》谓高昌国“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31]，则高昌的官衔及其品级即使不完全等同于中原王朝，但二者相差无几，却可以大体肯定。因此，不妨略微探索一下参与祭祀的这些职官，便能得知萨薄的大致地位了。
“谏议”当即中原官衔“谏议大夫”之略，按隋制，隶门下省，掌侍从规谏，为正五品上官。“主簿”，初为中央和地方诸官的属吏，掌文书簿籍之事，魏晋以降，多居将帅重臣幕僚之右，参与机要，总领府事，北魏时为从五品下。“参军”乃是“参军事”之略，是为王公府、军府、州的佐吏。“明威”是将军之号，按隋制，为正八品。“中郎”乃“中郎将”的简称，原为宫廷侍卫诸郎之一，南北朝时诸王公府、军府多置从事中郎为幕僚。“虎牙”为“虎牙将军”之略，杂号将军之一，西汉时设置，后世沿用，但地位逐渐下降，北魏时仅为秩正八品下。“仓部”是尚书省的属曹，隋朝度支尚书(后改民部尚书)下设有仓部。“通事”即翻译官，为州郡的佐吏，北魏时代郡的通事为七品上。“校郎”即校事，掌检察郡僚百吏。
《隋书》简单地谈及高昌的职官：“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卫，次八长史，次五将军，次八司马，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32] 若按此说，则知高昌的校郎在主簿之上，而主簿已近主要职官之末。而比照北魏官制，诸门府主簿为“从五品下”，虎牙则为“第八品下”，可知虎牙更远低于主簿。那么，我们检视上引高昌永平二年的文书，“萨薄□□”被置于“虎牙孝恕”与“虎牙孟义”之间，其品级即使不比虎牙更低，大约也与之相仿;再说，这一组成员被置于九组“知祀人”的最后，也进一步表明其品级可能是这些官吏中最低的。至此，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在高昌政权中，“萨薄”是品级最低的行政官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