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伯勤曾对萨薄的职责作如下的描述：“看来，‘萨薄’是由国王批准的外出搜求宝货的贾人首领，其商侣用募集形式招来，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充当萨薄须垫支一定的预付资本。‘为萨薄法，当办船具’，‘尔时萨薄以三千两金，千两办船，千两办粮，千两用俟船上所须’。”[20]
姜氏之所以认为萨薄“是由国王批准的外出搜求宝货的贾人首领”，并且“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是因为上引《贤愚经·大施抒海品》有这样一段叙述：“(婆楼施舍城之豪富婆罗门尼拘楼陀之子大施)广行宣令，告语众人：‘我今躬欲入海采宝，谁欲往者，可共俱进。我为萨薄，自办行具’。于时国中，有五百人，闻是令已，佥然应命。即办所须，克定发日。日到装驾，辞别趣道。王与群臣，并其父母、诸王、太子、臣民之类，数千万人，送到路次，各赠妙宝，供道所须。啼哭断绝，于是别去。”诚然，这里有“王与群臣”“数千万人”为大施送行的辞句。然而，稍微检看上下文，便知这并非惯例，而是一个特例。
因为在这则故事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背景介绍：“有大国王，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小国八十亿聚落。王所住城，名婆楼施舍。于是城中，有一婆罗门，号尼拘楼陀，聪明博达，天才殊藐。王甚宗戴，师而事之。八万四千诸小国，悉遥敬慕，瞻仰所在，四远贡献，遣使咨承。略而言之，如奉大王”(第405页上)
而大施即是这位婆罗门的独生爱子。
显然，大施的父亲本来就是国王之“师”，并且深得四方人民的爱戴，以至其社会地位与国王相仿(“如奉大王”)。此外，大施正是由于大量施舍穷人而耗尽了万贯家财，所以才想“入海采宝”，以求取更多的财富来施舍穷人。易言之，他是为了整个国家和天下穷人才为萨薄而赴海外的。那么，这样一位“帝师”和“无冕之王”的爱子要为了举国人民的幸福而远赴海外赚钱，国王和群臣、百姓为之送行，岂不是完全合乎情理吗?
所以，“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决非施之于每个萨薄的惯例，而只是仅此一见的特例。此外，“由国王批准”云云，也查无实据。民间赴海外经商的团体不可胜数，似乎没有理由要获得最高统治者的允准才能成行。
至于萨薄必须承担的职责，则从《贤愚经·勒那阇耶品》的叙述中可获得一定的信息：
(阎浮提波罗柰国之大萨薄勒那阇耶，因大量施舍而一贫如洗。)当于
是时，有众贾客劝进萨薄，欲共入海。即答之曰：“为萨薄法，当办船具。
我今穷困，无所复有，何缘得从?”众人报言：“我等众人，凡有五百，开
意出钱，用办船具。”闻是语已，即便许可。众人投合，大获金宝。尔时萨
薄以三千两金，千两办船，千两办粮，千两用俟船上所须。馀故大有给活
妻子。[21]
由此可以得知，通常说来，既任萨薄，就得负责为整个商团提供进行旅行的交通工具(若进行远洋贸易，必须置备船只;若经由陆路贸易，则需马匹、骆驼等)，以及旅途中所需的粮食等日用品。不过，这可能只是不成文的惯例，而并非正式的书面“法律”。即就这段引文而言，也可以看出，若萨薄在经济方面一时拮据，只要商团成员相互体谅，物质设备也可以用“合资”形式解决。
所以，萨薄(也就是“商主”[22])的担任者，不仅仅在于他有比较雄厚的财力，可能更取决于他的声望和能力，因为他必须能够“服众”，并且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带领其商团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代的远程贸易至少数年时间)克服种种困难，取得预期的成果。易言之，他必须是一种“领袖式”的人物。佛经的无数寓言式的故事，或显或隐地揭示出了这类信息。
例如，上引《贤愚经·大施抒海品》之萨薄大施，便是一个深得人民拥戴而极有声望的人。《贤愚经·勒那阇耶品》的萨薄勒那阇耶也是极孚众望者(因大量施舍而一贫如洗)，故而诸商人主动筹资置备船具，拥戴他为萨薄。而在《佛说兴起行经》卷上的那则故事中，正是由于“第二萨薄”的远见和坚持，整个商团才在洪水到来之前准备好船只、食品等物，及时脱难，并满载而归;而“第一萨薄”则由于自己的决策失误，导致了本身和整个商团遭受灭顶之灾。又，《贤愚经·五百盲儿往返逐佛缘》则展示了萨薄在危难时刻身先士卒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即以白氎自缠两臂，酥油灌之，然用当炬。将诸商人，经于七日，乃越此暗。”)。
《杂譬喻经》也记载了一位“救苦救难”的萨薄：
昔有五百贾客，乘船入海，欲求珍宝，值摩竭鱼出头欲食众生。时日
少风而船去如箭。萨薄主语众人言：“船去太疾，可舍帆下沉。”辄如所言，
舍帆下沉，船去转驶而不可止。萨薄主问楼上人言：“汝何所见?”“我见
上有两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萨薄主惊言：“此是大鱼，当奈何哉!
我与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鱼腹，无复活理。汝等各随所事，一心求之。”
于是众人各随所奉，一心归命，求脱此厄。所求愈笃，船去愈疾，须臾不
止，当入鱼口。于是萨薄主告诸人言：“我有大神，号名为佛。汝等各舍本
所奉，一心称之。”时五百人俱发大声，称南无佛。鱼闻佛名，自思惟言：
“今日世间，乃复有佛，我当何忍伤害众生?”适思惟已，即便闭口。水
皆倒流，转远鱼口。五百贾人，一时得脱。[23]
从这则貌似荒诞的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粹取出两条比较真实的信息：第一，萨薄(至少是通过海道进行远程贸易的萨薄)通常都具备丰富的航海知识，他应该是指挥航海的最高权威(“船去太疾，可舍帆下沉”云云，可体现这点)。第二，商团在旅途中遭受意外灾害时能否脱难，往往取决于萨薄的智慧和专门知识(这里虽然谓念佛而脱难，迹近无稽，但是隐含的事实则是凭藉着萨薄的高超航海技术，才避免了触礁之类的海难事件)。
除上引诸例外，他如“(舍卫国某长者之子难陀)即便唱令，告众人言：‘谁欲入海，采大珍宝。我为商主。’众人竞集，共作要誓。入于大海，各获珍宝，皆安稳还。”[24] “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五百贾客，欲入大海，采取珍宝。时彼商主，选择族望，娉以为妇。”[25] 等等辞句，都展示了商主(=萨薄)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声望、财富和知识等。
总而言之，至少佛经中所见的流行于古代印度的“萨薄”，应是货真价实的“商主”，并且多为进行远程贸易的商团的首领。那么，它是如何演变成中原王朝的“萨宝”的呢?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这应该主要归功于粟特人的传播。
三.从“萨薄”到“萨宝”的演变
我们可以断言的是，中原的“萨宝”名称源于粟特人所传播的“萨薄”称衔;而该称衔的内涵在传播过程中逐步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中原王朝的“萨宝”称衔与祆教并无必然的关联。
1.粟特人将“萨薄”名称带到东方
粟特人特别擅长经商，并在公元第一千纪频繁地东来，活动于中原地区，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所谓“粟特”，是沿用《魏书·西域传》中提到的位于“葱岭之西”，并且“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的“粟特国”之名。据现代学者考证，此即古代西方文献中的Sugda或Suguda(古波斯文)、Sugda或Sucda(《阿维斯陀经》)、Sogdiana(古希腊文献)，以及Swgd、Sugd、Sgwd、Sgud(粟特文文献)等。当代英文则称其地为“Soghd”，其民为“Sogdians”。而在古代汉文史料中，此族尚有 “属繇” (《魏略·西戎传》)、 “窣利”(《大唐西域记》)、“速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孙邻”(《梵语千字文》)及“苏哩”(《梵语杂名》)等异名。
不过，在汉文史料中，更多地不是直呼“粟特人”，而是以“昭武九姓”称呼之。这一名称见于《隋书·西域传》，它说“康国”(以今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一个地区，是典型的“粟特地区”)国王本姓温，早先居住于祁连山以北的昭武城，嗣后因遭匈奴攻击而西迁，遂度越葱岭(大致相当于今帕米尔高原)而定居下来。王室的各支后裔均在康国附近建立政权，为了纪念其源流，故各国都以“昭武”为姓。所以，凡以“昭武”为姓的民族，都被目之为粟特人，而查检史料，“昭武”之姓有康、安、鏺汗、米、史、何、乌那曷、穆、漕、曹、石、火寻、戊地、东安等十四国。鉴于古代汉人多以域外政权之“国姓”为该国居民个人之姓，故诸如康、安、米、史、何、穆、曹、石等姓的域外人，往往被视同于粟特人。
至于粟特的地理范围， 虽然历来中外的各种记载说法不一，但是大体而言，若将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块地区以及锡尔河北的塔什干周近地区纳入“粟特”的范围之内，则与事实相去不远。这块地区不大，然而由于它处于古代各大文明交通的要枢上，故而使粟特人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向外发展的优势。
粟特人的流动性极大，他们所显示的最大特点是善于经商，而在此同时，也很热衷于吸取各地的文明而为己用，并且再将其传播至其他地区。阿斯摩森(Asmussen)曾很精简地概括过粟特人的这种特色：
在中亚，粟特人被认为是最卓越的商人。汉文资料说他们热衷于贸易
和财利，这恐怕并非没有根据，因此，诸如pwrc(债务)和mr’z(雇用奴
仆)等粟特词汇已被突厥语所借用。根据残存的史料，伊朗人，尤其是粟
特人，是如此出色的商人，以至令伊兰人不时参与的其他商业活动全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