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义兵之起，百官将士咸欲诛伦、秀以谢天下。秀知众怒难犯，不敢出省……王舆反之，率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舆自往攻秀，秀闭中书南门。舆放兵登墙烧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卫将军(按当为右卫，下文右卫营可证)赵泉斩秀等以徇，收孙奇于右卫营，付廷尉诛之。执前(军)将军谢惔、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皆于殿中斩之。三部司马兵于宣化闼中斩孙弼以徇。时司马馥在秀坐，舆使将士囚之于散骑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座皆入殿中，坐东除树下。王舆屯云龙门，使伦为诏曰：……传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于是以甲士数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称万岁。帝自端门入，升殿，御广室，送伦及荂等付金墉城。

按：王舆率营兵所入之南掖门为宫城门之一。孙秀“不敢出省”之“省”，即禁省，亦即宫殿、禁中(内)。汉代郎中令/光禄勋“掌宫殿掖门户”，此处之“掖”指掖庭，而与宫城之掖门无关。《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掖门”条：“汉制：内至禁者为殿门，外出大道为掖门。应劭曰：掖者，言在司马门之旁掖也。”“又有南掖、北掖、东掖、西掖、左掖、虎贲掖门。”由此可知，殿门是进入禁中之门，而出掖门即为京城大道，自指宫门。《汉书》卷一〇《成帝纪》：建始三年“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上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应劭曰：“无符籍妄入宫曰阑。掖门者，正门之傍小门也。”师古曰：“掖门在两旁，言如人臂掖也。”民女所阑入之掖门只能是宫门而不会是殿门。晋代宫殿宫城制度与汉代尤其东汉洛阳宫城制度相似，南掖门应为宫门而非殿门。据此，西晋“宫中兵”之宫即宫城。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表明左卫营在南掖门外，不在宫中，但由于宫殿中诸禁卫官均由左、右卫将军所领，故其可以自由出入宫掖门，并对宫中兵发号施令。三部司马则宿直殿内，侍卫禁中，殿中将军亦当在殿内统率殿中诸职进行守卫。下文载“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右)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收孙奇于右卫营”，按其所走出自当从殿内逃出，此表明右卫营在殿外宫城内。左卫将军王舆若非执行特殊任务，便在宫外办公，则西晋时左卫将军营署就在宫外，而右卫将军营署在宫内，表明当时右卫将军比左卫将军更加亲近。上引史料还说明，前军将军谢惔与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皆侍卫殿中，黄门令与司马督侍卫殿内自无疑义，而前军将军也可能为殿内禁卫武官。守散骑省閤之大戟当即大戟楯一类虎贲。

四、齐·成都·东海诸王专政与禁卫军权

赵王伦被逐，晋惠帝复位，不久西晋政权便为齐王冏所控制。《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及王舆废伦，惠帝反正，冏诛讨贼党既毕，率众入洛，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冏于是辅政……以车骑将军何勖领中领军。”虽然握有数十万大军，齐王冏仍然不放松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以其亲信将领何勖担任中领军。举义诸王中，长沙王乂入洛，“拜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将军。顷之，迁骠骑将军、开府，复本国”，外示优崇，实则剥夺了其对禁卫军权的掌握。河间王顒“进位侍中、太尉”，亦与军政大权无缘。成都王颖则率军返回其根据地邺城，“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亦为优崇之职，与实际朝政无关。[12]

齐王冏之专权及对举义诸王的任命引起他们强烈不满，河间王顒(时已镇长安)与成都王颖等出兵讨冏，长沙王乂“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自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2](卷四《惠帝纪》，卷五九《长沙王乂传》)。《晋书》卷四《惠帝纪》：太安二年(公元302年)“八月，河间王顒、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乂，帝以乂为大都督，帅军御之”。十一月“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幽于金墉城，寻为张方(顒将)所害”。永兴元年(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正月，“以成都王颖为丞相。颖遣从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三月，“河间王顒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七月，“右卫将军陈眕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己未，六军败绩于荡阴”。到齐王冏及河间、成都、东海诸王参与政争之时，战争已经波及到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此时军事力量的较量远比禁卫军权的控制为重。尽管如此，禁卫武官的活动及禁卫军权的掌握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河间王顒进攻长沙王乂，其将张方入洛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 [2](卷五九《河间王顒传》)，可见中军左右卫仍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禁卫力量。成都王颖挟惠帝至邺，“表罢宿卫兵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 [2](卷五九《成都王颖传》)，将晋惠帝宿卫兵编入相府，处于其控制之下，而以其王官宿卫，控制着惠帝。在成都王颖进攻长沙王乂之时，“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禁卫武官因疲于战守而反戈，是长沙王乂丧失权力之重要因素。

“八王之乱”即将结束，东海王越专政时，仍然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越自荥阳还洛阳，以太学为府。疑朝臣贰己，乃诬帝舅王延等为乱，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付廷尉杀之。越解兖州牧，领司徒。越既与苟晞构怨，又以顷兴事多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乃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军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宿卫。

显然，入朝之东海王越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将朝廷禁卫武官主要是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其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卫、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在地方，已无任何诸王可与之抗衡，故京城守备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关键仍在控制宫殿禁廷。从这一任命看，似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前述赵王伦以其子虔为右卫将军，继领、护军将军之后，而不及左卫将军人选，司马伦死党孙秀为太子右率而不及左率，赵王伦被废事件可见左卫营在宫外、右卫营在宫内，以及右卫将军陈眕诏百僚入殿并勒兵讨成都王颖，都表明当时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同理，右军将军也应高于左军将军。但在贾后诛灭杨骏之役中裴頠由右军将军转任左军将军，显然左军将军位高于右军将军。禁卫武官左、右位置之转换，应当从赵王伦执政始。赵王伦以右军将军身份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在其执政后，便将右卫、右军将军的地位提升，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任命其子为右卫将军而不及左卫将军之事，以后的情形也可按此理解。左卫府可能就在其时移出宫外，而右卫府仍在宫内。右军府也可能同时移入宫内。

五、小 结

通过以上考述，使我们对西晋禁卫武官制度、对禁卫军权与动乱时期西晋政治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晋惠帝即位后，武帝杨后被尊为太后，太子妃贾南风立为皇后，外戚杨骏据矫改之遗诏而任辅政大臣(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专制朝政。杨骏为了对付贾后的可能威胁，“多树亲党，皆领禁兵”，特别是以其外甥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杨骏控制禁兵的举措引起了贾后及宗室诸王的警觉，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在贾后授意下密谋策划消灭杨骏的计划，并由李肇与宗室诸王相联络。殿中中郎典殿内之兵，地位不高但颇为机要。由于杨骏身居殿外，未能有效控制殿内禁卫军权，故在与贾后的政争中迅速失败。贾后抓住殿中禁卫武官与杨骏的矛盾，也充分利用了宗室诸王与杨骏的仇隙，采取措施，徵调宗室二王入朝，有力地控制了宫殿禁卫与宫城禁卫，对杨骏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终使其走向灭亡。

(二)贾后专政，为推翻杨骏立下大功的楚王玮升迁为执掌禁卫大权的北军中候。辅政大臣汝南王亮与卫瓘为了消除楚王玮潜在的威胁，“欲夺其兵权”，而这也正是贾后之意。楚王玮为晋惠帝之弟，年纪轻，刚愎好杀，颇具政治野心，贾后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汝南王亮、卫瓘之手打压楚王玮。楚王玮利用手中的禁卫军权杀害了汝南王亮和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手握禁卫军权的楚王玮与挟惠帝而专朝政的贾后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冲突，贾后借机将威胁惠帝皇位的楚王玮除掉，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贾后专政近十年间，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如王衍为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郭彰为右卫将军，贾谧为后军将军，裴頠为右军及-左军将军，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禁卫军权。

(三)贾后专政后期，赵王伦被任命为禁卫武官右军将军，他利用这一职务发动了针对贾后及其决策集团的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羽亲信、执政集团。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参预密谋的中下级禁卫武官尤多，主要有：翊军校尉齐王冏，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殿中中郎士猗，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等禁卫武官;又有左右卫所辖三部司马被动参与。赵王伦专政是建立在对禁卫军权的严密控制基础上的。政变后，赵王伦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杀害中护军赵俊，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为游击将军。淮南王允因不满赵王伦对他的任命而欲入宫废伦，但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赵王伦为了巩固既得权力，以其子荂、馥、虔分别担任禁卫长官领军、护军、右卫将军，其亲信孙秀继续兼任太子右卫率掌握东宫禁卫军权，其它禁卫武官也由其亲信所担任。不久，赵王伦篡位称帝，以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作为皇帝，司马伦不仅要控制宫殿及宫城，而且还必须控制京城，这应是他以次子领护军而以三子为领军的主要原因。赵王伦以其诸子为禁卫长官，以其亲信担任各级禁卫武官，通过控制禁卫军权以专断朝政，其专权和篡位引起其它宗室诸王的激烈反抗。

(四)当齐王冏等三王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调出其精锐禁卫军进行狙击，这一处置削弱了宿卫力量，于是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推翻了司马伦的统治。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入朝的宗室诸王，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他将朝廷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东海国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

(五)禁卫武官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是影响朝局的重要问题。要专制朝政并号令全国，就必须掌握和控制禁卫军权，专权者往往亲自担任禁卫长官或令其亲信担任禁卫武官以典禁兵，其中殿内宿卫至关紧要。如不能有效控制禁卫军，禁卫武官不能听从专权者调度，则其专权便很容易失败。有个人野心的禁卫武官往往会利用禁卫军权来实现其个人目的。换言之，在非常朝政下，具体而言就是在君主愚痴难以亲政的情况下，对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君权的掌握和控制，也就成为最高统治者。只有控制了禁卫军权，才能假君主之名以行政，从而号令天下。当然在正常政局即君主本人能有效行使其君权之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禁卫军权虽然重要，但仅是服务于专制君权的重要工具，而不可能左右朝局。“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权和对皇权进行控制的一次政治斗争，只有控制了宫殿禁廷方可控制当朝君主或者实行专权乃至篡位，而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八王之乱”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禁卫军权与政治关系的典型个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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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原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张金龙：济南，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50100)

本文为第八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编号81087)前期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