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政大臣卫瓘等与掌握禁卫军权的楚王玮很快便发生了对抗，终致被害。《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玮刚愎好杀，恶之，欲夺其权，以临海侯裴楷代玮为北军中候。玮怒，楷闻之，不敢拜。亮复与瓘谋，遣玮与诸王之国，玮益忿怒。玮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皆有宠于玮，劝玮自昵于贾后，后留玮领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杨骏，卫瓘恶其反复，将收之。盛乃与宏谋，因积弩将军李肇矫称玮命，谮亮、瓘于贾后，云将谋废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执政，己不得专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诏赐玮曰：“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诸宫门，免亮及瓘官。”夜，使黄门赍以授玮……玮亦欲因此复私怨，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遂收亮、瓘，杀之。[6]

按“三十六军”详情不明，当为西晋中央军之总兵力。胡三省注曰：“晋洛城内外三十六军。” 日本学者越智重明先生亦有类似看法，认为西晋时代中外军(洛阳城内外之中央军)为三十六军。[9]《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秦王柬传》：“拜左将军、领右军将军、散骑常侍。武帝尝幸宣武场，以三十六军兵簿令柬校料之，柬一省便摘脱误，帝异之，于诸子中尤见宠爱。”

汝南王亮与卫瓘为了消除楚王玮潜在的威胁，“欲夺其兵权”，而这只有将其所领掌禁卫军权的北军中候之职撤换才能实现。汝南王亮、卫瓘所任命的北军中候人选是裴楷，楷为贾后姻亲，因此二辅臣之决定很可能是秉贾后旨意。贾后利用楚王玮夺权，不得不将禁卫军权交与他，但她很清楚不能有效控制禁卫军权就根本谈不上专制朝政。楚王玮为惠帝之弟，年纪轻，刚愎好杀，《晋书》本传说他“少年果锐，多立威刑”。司马玮显然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贾后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汝南王亮、卫瓘之手打压楚王玮。汝南王亮、卫瓘虽可处理国政，但不拥有禁卫军权，贾后料到此举的结果将会置他们于死地。卫瓘为贾后所怨，汝南王亮亦非贾后所亲近，他是宗室元老，在朝理政自然不利于贾后专政。于是贾后又采取阴谋手段借楚王玮之手杀害汝南王亮和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清除了影响她专政的又一障碍[7]。

在汝南王亮、卫瓘与楚王玮的斗争中，贾后始终是幕后策划指挥者。她先是欲借亮、瓘之手以夺玮兵权，既而又感到亮、瓘非玮对手，于是先借玮手以杀亮、瓘。楚王玮所以敢于与汝南王亮、卫瓘对抗，除了贾后以惠帝手诏居中指使外，他以北军中候身份掌握禁卫军权是根本原因[8]。楚王玮不仅“勒本军”(即其所领营兵)，而且“复矫诏召三十六军”，此“三十六军”当即守卫京师内外之全部中央军。其《手令告诸军》有云：“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2](卷五九《楚王玮传》“直卫”当指其所掌内军，以殿内宿直为主;“外营”当指宫城外京师地区禁卫军，以护军所领为主。“三十六军”除部分可确知外，大部分则难以确指。楚王玮“承贾后旨”，矫诏诛杀杨骏之时，步兵校尉长沙王“乂守东掖门”[2](卷五九《长沙王乂传》)。

楚王玮杀害汝南王亮、卫瓘二辅臣后，权势煊赫，其欲进一步专权的政治野心便暴露出来了，遂与挟惠帝而专朝政的贾后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冲突。《晋书》卷五九《楚王玮传》：诛杀亮、瓘后，“岐盛说玮，可因兵势，诛贾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按贾模、郭彰皆贾后亲戚。贾模为贾充族子。“及楚王玮矫诏害汝南王亮、太保卫瓘，诏使模将中驺二百人救之。”[2](卷四〇《贾模传》)所谓“中驺”当即殿中骑兵，《晋书》卷二五《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可见其职[10]。郭彰为“贾后从舅也……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 [2](《贾模传附郭彰传》)按此处记郭彰所任职务不确，《资治通鉴》载其时贾模为车骑司马，郭彰为右卫将军。贾模得以将中驺二百人与楚王玮争斗，可能与其任车骑司马之职有关。他所任职务大概决不止此，否则并不能作为楚王玮之矛头所指，以车骑司马预国政亦不大可能。《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惠贾皇后传》：“侍中贾模，后之族兄;右卫郭彰，后之从舅。并以才望居位，与楚王玮、东安王繇分掌朝政。”贾模所任文职为侍中，很可能又兼任骁骑将军一类重要禁卫武官。郭彰为右卫将军，侍卫贾后、惠帝身边，权力甚重。从各种记载来看，贾后在指使楚王玮之时就已经作好了对付并消灭他的安排，如派贾模率中驺二百人救汝南王亮、卫瓘便是其表现之一。虽有长史岐盛之游说，但楚王玮并未采取针对贾后及其亲信的行动，而贾后方面却作好了对付楚王玮的准备。《晋书》卷四《惠帝纪》：永平元年“六月，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葘阳公卫瓘。乙丑，以玮擅害亮、瓘，杀之。曲赦洛阳。”同书卷五九《楚王玮传》：“玮犹豫未决。会天明，帝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赍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矫诏。’众皆释杖而走……帝遣谒者诏玮还营，执之于武(虎)贲署，遂下廷尉。诏以玮矫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诛灭朝臣，图谋不轨，遂斩之。”借他人之手以除政敌消除心腹之患，是贾后惯用的伎俩。最初她利用楚王玮等宗室诸王之手消灭了辅政大臣杨骏;然后又制造辅政大臣汝南王亮、卫瓘与禁卫长官楚王玮之间的矛盾，并借楚王玮之手杀害了亮、瓘;接着便以楚王玮擅害大臣、矫诏为名将其处死。至此，对朝政最有影响的三位大臣——外戚杨骏(太后父)、宗室汝南王亮、庶姓卫瓘相继被杀。次年二月，“贾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专断朝政的障碍一个个被清除。同时，贾后又借机将威胁惠帝皇位的楚王玮除掉，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

与贾模、郭彰、楚王玮等共参朝政的东安王繇早在杨骏被诛之初便被徙带方[2](卷四《惠帝纪》)，楚王玮被杀后，朝中所剩者主要为贾后亲信，此外她又任用庶姓张华等人参预国政。在楚王玮杀害汝南王亮、卫瓘而权势难制从而对贾后构成威胁之时，太子少傅张华进计打败楚王玮。《晋书》卷三五《张华传》：“及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裴頠)深赞其事……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同上卷，《裴楷传》：“玮既伏诛，以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张华、王戎并管机要。”裴頠亦任侍中。《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六月：“于是贾后专朝，委任亲党，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乃以(张)华为侍中、中书监，(裴)頠为侍中，又以安南将军裴楷为尚书令、加侍中，与右仆射王戎并管机要。”按河东裴氏与贾氏有姻亲关系，裴楷长子舆娶贾充女，即贾后之妹，裴頠从母夫即贾充。王氏亦为贾后姻亲。《晋书》卷四三《王衍传》：“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王戎为王衍从兄，衍妻郭氏当为郭彰族亲。王衍历任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多年掌握着贾后专政时代的禁卫军大权，其妻郭氏之恶行即是仗其夫及贾后之权势而生。王衍与朝廷还有一重姻亲关系，其女为愍怀太子妃，但当后来贾后诬陷愍怀太子时，“衍惧祸，自表离婚”，表明王衍始终追随贾后。王衍另一女则嫁与贾后之母广城君养孙贾谧。[11](P9)贾谧历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秘书监，侍中、领秘书监，史称其“干预国事，权侔人主”。此外，河东裴氏与琅邪王氏亦有姻亲关系，“裴頠，(王)戎之婿也”[2](卷四三《王戎传》)。《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武陵王澹传》：“转前将军、中护军。性忌害，无孝友之行，弟东安王繇有令名，为父母所爱，澹恶之如讐，遂譖繇于汝南王亮，亮素与繇有隙，奏废徙之。赵王伦作乱，以澹为领军将军。”[9]如上所述，汝南王亮是在贾后专政时当政的。这一记载显示，在贾后专政时武陵王澹一直担任中护军，而他与贾后也有姻亲关系，“澹妻郭氏，贾后内妹也”。

贾后专政时除张华与其无姻亲关系外，其它主要决策层大臣皆为其亲戚，或为同族，或为姻亲。河东裴氏、琅邪王氏在当时是颇具影响力的家族，裴楷、裴頠、王戎、王衍等人文化水平很高，也有一定的治国能力，贾后重用他们虽出自私心，却在客观上有利于收买人心，巩固统治。张华文化素养及统治才干都很杰出，其参政对稳定当时政局发挥了巨大作用。史称其“尽忠匡辅，弥逢补阙，虽当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六月：“华尽忠帝室，弥逢遗阙，贾后虽凶险，犹知敬重华。贾模与华、頠同心辅政，故数年之间，虽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

贾后自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六月诛杀楚王玮而专断朝政，直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四月被废，专政达近十年之久，除了任用张华等有才干、孚众望的大臣处理国政这一因素外，她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从而有效地控制着禁卫军权亦为一大原因。如上所述，贾后专政期间，其姻亲王衍曾任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贾谧曾任后军将军，郭彰曾任右卫将军，裴頠亦曾任右军及左军将军。

三、赵王伦政变·篡位与禁卫军权

《晋书》卷四《惠帝纪》载贾后专政时的重大人事安排及事件主要有：

元康元年九月，“辛丑，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以赵王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

六年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徵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为车骑将军，以太子太保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镇关中。”

八月，“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

九年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录尚书事。以北中郎将河间王顒为镇西将军，镇关中;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

“十二月壬戌，废皇太子遹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杀太子母谢氏。”

永康元年三月“癸未，贾后矫诏害庶人遹于许昌”。

可以看出，贾后专政近十年间，除了末年废杀太子外，以关中地区的镇守最为紧要，主要是因匈奴郝散与氐齐万年在关中以北地区发动叛乱，不仅威胁到关中安全，而且有可能影响到京师洛阳，危及贾后专政。关中镇守相继由赵王伦、梁王肜、河间王顒出任，此三王与后来镇邺的成都王颖在“八王之乱”后期充当着重要角色。可以说贾后对上述宗室诸王的人事安排对其后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梁王肜传》：“又领西戎校尉，屯好畴，督建威将军周处、振威将军卢播等伐氐贼齐万年于六陌……寻徵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据本纪，“梁王肜屯好畴”在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十一月，则其入朝当在同年底或次年初。不过梁王肜所徵拜之官职史书记载可能有误，同时兼任大将军、领军将军或尚书令、录尚书事不合制度[10]，从当时形势判断，贾后及执政张华、裴頠等大臣不大可能同时将禁卫长官及宰相之职交与宗室诸王。如上所引，赵王伦于元康六年被徵入朝为车骑将军，是对他镇抚关中“刑罚失当”引起氐羌反叛的惩罚性处置。赵王伦入朝后为车骑将军、太子太傅，实际上不预政事，闲散于家，对此他极不甘心。史载“其深交贾(模、谧)、郭(彰)，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但数年间他与最高决策无缘，曾经向执政大臣张华、裴頠求录尚书事、尚书令之职，均被拒绝。虽然未能获得宰相之职，但因其“谄事中宫”而获贾后信任，终在数年后得到了禁卫武官之任，“愍怀太子废，使伦领右军将军”。[2](卷五九《赵王伦传》)据上引本纪知，时在元康九年十二月。这一任命对此后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赵王伦正是利用其右军将军身份发动了针对贾后及其决策集团的政变。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

时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常从督许超，并尝给事东宫，二人伤太子无罪，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以华、頠不可移，难与图权，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伦嬖人孙秀曰……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使为内应……伦、秀之谋益甚，而超、雅惧后难，欲悔其谋，乃辞疾。秀复告右卫佽飞督闾和，和从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至期，乃矫诏敕三部司马曰：“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于是众皆从之。伦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閤而入。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吴太妃、赵粲及韩寿妻贾午等，付暴室考竟。诏尚书以废后事，仍收捕贾谧等，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座，皆夜入殿，执张华、裴頠、解结、杜斌等，于殿前杀之……明日，伦坐端门，屯兵北向，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诛赵粲叔父中护军赵浚及散骑侍郎韩豫等，内外群官多所黜免。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兵万人。以其世子散骑常侍荂领冗从仆射，子馥前将军……孙秀等封皆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百官总己听于伦。

这段史料对于赵王伦政变的前因后果有着翔实生动的记载，由此可知，赵王伦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与亲信、执政集团，主要仍是利用宫中禁卫武官及其军事力量，只是这次行动比前几次行动(诛杨骏，诛汝南王亮和卫瓘，诛楚王玮等)更加复杂，参预密谋的禁卫武官尤其中下级禁卫武官更多，另外这次主要是“以下犯上”，属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赵王伦有机会发动政变，除了贾后废杀太子的行为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不满情绪加剧，使政敌有机可乘外，赵王伦担任禁卫武官，并有可能和殿中禁卫武官相勾结，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与殿中中郎士猗谋废贾后时，他们便和赵王伦相联系，双方互为利用，以期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赵王伦虽然被贾后任命为右军将军，但因关中失抚而被徵入朝三年余才获此职，而且右军地位并不很高，远非其所欲之职。他之谄事中宫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之需，内心对贾后则是愤恨的，而且从张华、裴頠处两次讨求宰相之职均被拒绝，自是极为不满。赵王伦作为晋惠帝之弟，他所谋求的是执掌朝政，从求录尚书事一职即显示其野心不小。由上引资料可见，参与政变者还有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及翊军校尉齐王冏等禁卫武官，又有左、右卫将军所统三部司马被动参与。《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元康中，拜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赵王伦密与相结，废贾后，以功转游击将军。”表明齐王冏是赵王伦政变中支持其行动的重要禁卫武官。其所任左军高于赵王伦右军，但伦本以车骑领右军，故地位高于冏，加之伦为惠帝之弟，而冏为惠帝从弟，故此次政变以伦为谋主。中护军赵浚(俊)在政变中被杀，说明其非赵王伦阵营之人。《资治通鉴》卷八三《晋纪五》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之意，中护军赵浚请太子废后，太子不听。左卫率东平刘卞，以贾后之谋问张华……”可见赵俊非贾后一党，而与太子亲近。赵俊虽非贾后一党，但其侄赵粲为贾后死党，这是其被杀之重要因素。赵俊虽反对贾后废太子，但看来并未支持赵王伦之政变行动。当时担任领军将军者为武陵王澹，与梁王肜、齐王冏皆属宣五王系统，他亦不会反对赵王伦的政变行动。《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武陵王澹传》：“赵王伦作乱，以澹为领军将军。”表明其与赵王伦一党。诛杀中护军赵浚显然是赵王伦清除异己势力以进一步控制禁卫军权之需要。赵王伦以禁卫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当政变成功后他便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

淮南王允、齐王冏以伦、秀骄僭，内怀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镇许，夺允护军。允发愤起兵讨伦。允既败灭，伦加九锡……加荂抚军将军、领军将军，馥镇军将军、领护军将军，虔中军将军、领右卫将军，翊为侍中。又以孙秀为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率(太子右卫率)如故。张林等并居显要。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又隐匿兵士，众过三万。起东宫三门四角华橹，断宫东西道为外徼。

按：中护军赵浚被杀后，赵王伦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则迁任游击将军。淮南、齐王对赵王伦的任命极为不满，他们在废贾后之谋中立下大功，却未能得到相应回报，这是他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同上卷，《齐王冏传》：“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微觉之，且惮其在内，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对于二王的不满情绪，赵王伦加以压制，结果招致淮南王允之反抗[2](卷六四《淮南王允传》)。此时赵王伦势力壮大，淮南王允远非其对手，因而很快败灭。赵王伦于是得以进一步专断朝政，为了巩固既得权力，他作出了重要的人事安排。其子荂、馥、虔分别担任禁卫长官领军、护军、右卫将军，翊为侍中，孙秀则继续兼任太子右卫率掌握东宫禁卫军权。这样，赵王伦就以其三子控制了宫内禁卫军权，孙秀控制了东宫禁卫军权，表明其专政是建立在对禁卫军权的严密控制基础上的。据记载，当时或稍后担任禁卫武官者还有：孙会(秀子)，射声校尉;卞粹，左军将军;王舆，左卫将军;司马雅，前军将军。据《晋书》卷六〇《孙旂传》记载，与孙秀合族的孙旂兄弟四子中有三人在当时担任了禁卫武官，“弼为中坚将军、领尚书左丞，转为上将军、领射声校尉;髦为武卫将军、领太子詹事;琰为武卫将军、领太子左率”。

不久，赵王伦篡位自立为帝[11]。当时“左卫将军王舆与前军司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马，示以威赏，皆莫敢违” [2](卷五九《赵王伦传》)。赵王伦篡位后，又作了一次人事调整：“以世子荂为太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翊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诸党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与上次安排相比，多出了护军，而无左右卫，这表明赵王伦已经完全控制了殿中禁卫军权，而且开始控制宫城外京城禁卫军权。作为一个专断朝政的权臣，控制殿中及宫城禁卫军权即可，尤其殿中禁卫至关重要。而作为一个君主，则不仅要控制宫殿及宫城，而且也还必须控制京城，保卫京师安全亦至关重要，尤其他的篡位行为会遭到任职地方的宗室诸王的反对，为防其起兵入朝，自需加强京师禁卫防守。这应是他以次子领护军而以三子为领军的主要原因。另外，淮南王允以护军身份举兵反抗也促使赵王伦要将护军之职握于己手。

赵王伦以其诸子为禁卫长官控制禁卫军权以专断朝政，其专权和篡位引起其它宗室诸王的强烈不满，引起激烈反抗。淮南王允首先发难。《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淮南王允传》：“会赵王伦废贾后，诏遂以允为骠骑将军……领中护军。允性沉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之。伦既有篡逆志，允阴知之，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潜谋诛伦。伦甚惮之，转为太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权也。允称疾不拜。”赵王伦欲排挤淮南王允以除后患，结果导致其举兵反抗。时太子左卫率陈徽“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表明淮南王允之中护军府及其营兵在宫城之外。“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密要壮士，约以富贵。于是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举空版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觉，开阵纳之，下车受诏，为胤所害……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灭者数千人。”此亦证其护军府在宫外，表明中护军虽为禁卫军长官，但其所负责的主要是宫外京城地区的防务，可能与汉代五校相当，以宫城外围的宿卫为其主要职责。据此推断，西晋五校尉很可能已转归护军统辖，官志不见领军辖五校之记载似亦反映了这种情况。

据《晋书》卷四《惠帝纪》载，淮南王允举兵及败灭发生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八月。次年正月，赵王伦废惠帝而篡位。三月，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顒等“众数十万”起兵反抗赵王伦。赵王伦在将齐王冏排挤出朝并平息淮南王允反抗之后，通过进一步控制禁卫军而牢牢掌握着朝政，朝中已无其它势力可与之抗衡，但地方宗室诸王拥兵自重，势力不小，于是又设法控制地方王国权力。“时齐王冏、河间王顒、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孙)秀知冏等必有异图，乃选亲党及伦故吏为三王参佐及郡守。” [2](卷五九《赵王伦传》)赵王伦的这一举措立即遭到三王之反对，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兴师讨伐已篡位称帝的司马伦。《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及三王起兵，讨伦檄至，伦、秀始大惧，遣其中坚孙辅为上军将军，积弩李严为折冲将军，率兵七千自延寿关出;征虏张泓、左军蔡璜、前军闾和等率九千人自堮阪关出;镇军司马雅、扬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关出……”《惠帝纪》则谓：“伦遣其将闾和出伊阙，张泓、孙辅出堮阪以距冏;孙会、士猗、许超出黄桥以距颖……会等大败，弃军走。”四月，“冏将何勖、卢播击张泓于阳翟，大破之，斩孙辅等。辛酉，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淮陵王漼勒兵入宫，禽伦党孙秀、孙会、许超、士猗、骆休等，皆斩之。逐伦还第，即日乘舆反正。”由此可知，当齐王冏等三王起义，地方藩镇势力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将其精锐禁卫军调出以进行狙击，削弱了禁卫力量。战争中损兵折将使其禁卫军力下降，这正好为左卫将军王舆与淮陵王漼入宫提供了机会。赵王伦取得成功在于掌握并控制了禁卫军权，其失败也在于禁卫军权的削弱和禁卫武官的背叛，地方诸王进军京师为此种结果创造了条件。齐王冏等三王虽然凭借强大的兵力在与赵王伦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但如果没有禁卫军的反叛，不大可能如此快捷便取得胜利。

关于王舆入宫及擒司马伦、孙秀之事，《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亦有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