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跑马厅与第二跑马厅运营时，即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时人心目中，这是一个休闲场所，时称“公园”或“花园”，所以在第一跑马厅旁边的那条通道被叫作“花园弄”，即现在的南京东路的东段。第二跑马厅兴建时，在道契上注明的用途就是“公游之所”，即公共游乐场所，第二跑马厅建成以后，被称为“新公园”，第一跑马厅被称为“老公园”。

人们以公园称跑马厅，跑马厅在人们心目中也仅仅是休闲场所。翻看19世纪中后期报刊和文人笔记，对于跑马与跑马厅的描述，除了新奇、热闹、休闲之外，没有添加更多的政治色彩，比如，王韬在1875年出版的《瀛壖杂志》写道：

西人游玩之所，曰环马场。每至夕阳将落，男女联镳并乘而出，飙车怒马，几于声轰雷而影闪电。素衣霓裳，风飘欲举，见者殆疑天仙化人离碧落而来红尘也。春秋佳日，则以赛马为乐。其法各选骏驷，立帜于数里外，环驰三匝，能先至帜下者，即得优赉。当赛时，往观者若堵墙，士女如云，喷啧称美。又于环马场中互赛健足，飞行绝迹，趟捷无轮。不减高敖曹为地虎也。马路有打球场一区，专以击球之高下角力之优劣;盖亦以练习筋骨， 亦犹陶侃运甓之意。

王韬是1862年离开上海的，《瀛壖杂志》于1875年在广州出版，书中所记“环马场”的情景，当主要就第一、第二跑马厅而言。葛元煦于1876年编成的《沪游杂记》，有《赛跑马》一条，所记系就第三跑马厅而言，表达的也是新奇、休闲、热闹：

大马路西，西人辟驰马之场，周以短栏，所以防奔轶也。春秋佳日，各赛跑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或三四骑，或六七骑，衣则有黄红紫绿之异，马则有骊黄骝骆之别，并辔齐驱，风驰电掣。场西设二厂，备校阅，以马至先后分胜负。第三日，增以跳墙、跳沟、跳栏等技。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至于油碧香车、侍儿娇倚者，则皆南朝金粉、北里胭脂也，鬓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

与赌博联系在一起

19世纪70年代后期，赛马被与赌博联系在一起。根据邵建的研究，早期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与赌博挂钩，马赛经费包括奖金主要来自跑马总会的会费收入和洋行公司赠款。上海跑马总会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有资格参加赛马。有些项目的骑手还必须为参赛交纳一定费用，赛马胜出骑手会得到一定奖金。所以起先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

大概在1873年至1875年之间，开始有赛马彩票发售，跑马开始与赌博发生联系。1875年5月5日《申报》报道：“西人赛马春秋两举，必三日，每日必有一大彩之会，前日为虹口某西人所得，昨为中和行主所得，所赢者小彩也，然亦近万金。”

1876年以后赌博与赛马如影随形，密不可分。

下面是两则刊登在1882年4月1日《申报》上出售跑马彩票的广告：

跑马发财大票出售

本行西商跑马股份五千号，每张价洋四员，分半票二员，分四开一员，头彩四千员，二彩二千员，三彩八百员，余彩甚多。此票信实公平，得彩甚易，各国西人俱买此票。今在本行销售，中外仕商俱可来买，外埠由信寄英界大马路西仁大典转弯。

上洋合发来洋行启

西商跑马票出售

启者：本行创卖跑马股份票，前蒙我国领事给有照会，额定五千张，每张计洋一元，半张亦可分售。其得彩数目载明票上，头彩得洋一千元，二彩以下共有二百零七号，准于华三月十三日两点钟开彩，购买者俱可观看，决不更期。得彩者兑同票号，八五兑现。同行拆票，请来面议。倘蒙赐顾，认明本行三马为记，早来购取。外埠由局原班寄奉，庶不致误。况去年亦有数家售出马票，未闻开彩，唯本行创售有年，秉公贸易，毫无错误。特此布闻。

上洋河南路三马路口西商福记洋行应佳能兴谨启

彩票是一种赢率极低、输率极高而一旦中彩奖额可能高到难以想像地步的赌博活动，跑马厅10元一张的香槟票头奖的最高额可以达到22.4万元，这极易激发人的投机心理。所以每逢赛马，发售彩票的单位少则四五家，多则十余家，彩票面额、中彩奖额多寡不等。侥幸中彩、一夜之间顿成富翁的人时有所闻。所以，买彩票的人极为普遍，连冷静如鲁迅的也买过彩票。据说浦东有一位姓周的贫苦农民在遗嘱中叮嘱儿子：“饭可以少吃，香槟票不能不买。”

有幸得中头彩的毕竟只有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人是血本无归。任何时代都有一输再输、死不回头的赌徒，所以，跑马、彩票带出了无数倾家荡产、跳黄浦、喝毒药的惨剧。在二三十年代上海，有一出家喻户晓的故事，阎瑞生害死王莲英案，就与赌马彩票直接有关。1920年，洋行职员阎瑞生迷恋赌马、输光了钱，去骗妓女的钻戒卖掉，再购马票，又输个精光。当时上海有个富裕妓女王莲英，相当出名，阎瑞生便将王莲英骗至郊外，将王杀死，抢得首饰逃走，后来被捕，处以死刑。好事者将此案编成京戏、文明戏和各种地方戏，拍成故事片，大加渲染，使得彩票害人的故事妇孺皆知。

赌博常常与黑幕结伴。跑马厅更是黑幕重重，有的公司在彩票售出后根本不开彩，席卷而去;有的暗中放水，该胜的不胜，不该胜的爆出冷门。

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

跑马厅从一开始，便与歧视华人密切相连。跑马厅创建伊始就禁止华人入内看台观看比赛，除了跑马总会雇佣的马夫和杂役之外任何华人都不得人内。他们还禁止跑马场周围的华人居民在房子上任意开设窗口，规定面向马路的一面墙可以开设窗户，其它三面一律禁止。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禁止华人入内的条例规定：

一、此场归西董管理。

二、除赛马日及西董悬牌禁止入内之时，则各西人均可入内游玩。

三、各车只准由龙飞桥至抛球总会门口，或至其准到之处。

四、大小马匹不准在此场地训练。

五、除西人与各会之庸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內。

六、如欲用此场地，应先向抛球场西董禀准。山

跑马总会接受任何国籍的外国人，惟独不接受华人人会。1908年时正式会员有320名，其他会员约500名，无一华人。直到1909年，跑马总会才在跑马场西边增加了一个看台，允许华人购票进入观看赛马，但华人还是没资格成为跑马总会正式成员。1911年之后，由于江湾跑马厅成立，形成竞争，跑马总会才吸收少数中国人为名誉会员和聘请会员，但是所颁发的证件和正式会员却有差别，仍旧不允许华人会员参加正规比赛。

由于这些原因，跑马厅长期被视为殖民主义者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 “目为不平等之尤”，与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相提并论。跑马厅对华人的禁令，是在汪伪时期改变的。其时， 日本虚伪地表示对中国人亲善，取消英美时代的禁令，华人于是得以进入跑马厅。

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

跑马厅中央场地，是租界最大的准公共广场，是殖民主义者公共政治活动场所，也是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每逢美国国庆、英国女王加冕或寿辰、外国重要军政人物来访，租界照例要举行阅兵活动，其地点总是在跑马厅。

1893年11月17日，英美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跑马厅举行。

1900年9月20日，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结束在北方的侵华战争以后，访问上海，就是在跑马厅举行阅兵式，检阅各国驻沪军队和租界万国商团。

1918年11月21日至2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军队连续在此举行庆祝大会。

1922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军队总司令霞飞上将访问上海，在这里检阅万国商团的操演。

跑马场也是外侨举行大规模集会性质活动的主要场所。柯灵在《看热闹》一文中有一段关于跑马厅举办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内容：

时维五月 (1937年5月——引者)，岁次丁丑，上海跑马厅举行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因为怕参加的人太多，预售座券，以示限制，券价分五元、二元、一元等数种。据报上说，全部坐位五万余，事先早已售罄;沿跑马厅的国际、新世界等旅馆房间，也在两星期以前定售一空云。

在欧洲，每个城市都有代表这个城市的中央广场，都有代表控制这个城市的权力机关市政厅，市政厅通常位于中央广场最显著的位置。上海公共租界有自己的权力机关工部局，但是，却没有自己的中央广场。先前处于租界外围、随着租界范围向西扩展、后来处于租界中心的跑马厅，就成了上海租界中央广场的替代物，实现了欧洲城市中央广场的部分功能。　二、收回跑马厅成为时代共识

收回是大势所趋

20世纪前50年，是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争斗、厮杀的50年。也是民族主义在全球迅速高涨、蓬勃发展的50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成为追求解放、追求民主、追求光明的时代最强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能的变化，跑马厅的形象，便由先前比较单一的休闲运动场所，逐渐演变为赌博销金的魔窟、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武力的炫耀场所、殖民主义权力的象征场所，成为上海最大的恶的象征。

这一思潮发展很快。1910年前后，上海人看赛马，还是两分法，谴责其赌博，但赞扬其尚武。《图画日报》有一篇配图文字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