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嘉兴府志》卷32《农桑》对嘉兴府属各县耕作情况记载如下：(注：案嘉禾农事，嘉兴、秀水大略相同，至嘉善、平湖，或用牛犁牛车，海盐亦间以牛戽水，石门、桐乡二邑不甚相远。盖土壤稍殊，事力各异。旧志所载特言其略而已。)从“旧志所载特言其略”可知光绪府志所记载的情况是对以前志书的汇总，因此实际上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情况。府志指出，嘉善、平湖使用耕牛较广，海盐次之，嘉兴、秀水、桐乡和石门耕牛较少。府志并解释了各县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土壤稍殊”，故“事力各异”。植桑和种稻对于翻土深度有不同要求，这决定了农民采用牛力还是人力，府志的解释是很独到的。

海盐县的情况证明了府志记载的正确。1949至1954年，海盐耕牛数量分别为8400、5952、5399、6806、8153和9189头(19)，比同时期桐乡、石门两县多许多。境内耕牛分布差别很大。明天启四年《海盐图经》卷4《方域篇第一之四》记载：“近水者单车水，稍远者双车，悉用人力;高阜者戽水间用牛车，而耕仍用人云。”只在高阜地区戽水时才使用牛车，这种情况正是光绪《嘉兴府志》所说的“间以牛戽水”。

万历二十四年《秀水县志》卷1《舆地·风俗》记载：“四月刈麻麦，遂垦田，或牛犁，已而插青，用桔槔灌田，旱入涝出。”光绪四年《嘉兴府志》沿袭了上述的记载。从“或牛犁”来看，耕牛用于犁地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桔槔即水车，“端有车轴，驾牛或用人力，激水上升”(20)。崇祯《嘉兴县志》卷10《食货志·物产》记载：“本地牛最贵，用以打油、车水，非病不宰食，故本地少食牛肉者。”(21)牛的主要作用是“打油、车水”。由此可见，嘉兴、秀水有部分耕地用牛来犁地和戽水。

新编《嘉善县志》对该地牛耕的历史这样认为：“《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本地还没有牛耕。清光绪后，由于宁、绍、温、台等地客农大量入境，牛耕开始传入境内。”至“清朝末年，境内始有牛市场，然后出现牛力水车。民国初年，风力水车出现。”(22)《补农书》所记载的地区并不包括嘉善，从上引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看，明末清初耕牛数量并不少见。新编县志对于战后移民情况的记载是正确的。嘉善是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甚剧的地区之一。由于人口锐减，战后浙东大量人口迁入，也带来了耕牛和耕作技术。光绪十八年《嘉善县志》卷12《物产》记载：“牛，贩自浙东，土产为少”。其实，太平天国战争之前，该地牛耕应用就较广，耕牛就从浙东输入。

就耕牛数量而言，1933年统计全县有牛8320头;1947年水牛3097头，黄牛1851头。1950年，全县总户数5.34万，总人口20.34万，耕牛10188头，水田数55.15万亩，旱地数2.26万亩。(23)据此计算，平均每人占有耕地2.82亩，每户10.75亩，有耕牛户占19.08%，每头牛负担耕地56.35亩。耕地时无牛户多系贫农、雇农，采用铁搭耕地，或者和有牛户换工;有牛户多系中农以上，用牛拉木制犁、耙、耖。对有牛户而言，用牛耕田和使用铁搭是相互配合的。戽水时无牛户采用人力踏步车，中农以上则用牛车。(24)

按照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平湖也是耕牛数量较多的县份。光绪十二年《平湖县志》卷2《地理·风俗》记载：“(采张志)凡种田，初春锹沟舂岸，入夏刈麦，遂垦田，或以牛犁，戽水亦多用牛。”张志是张力行所编纂的《平湖县志》，该志刊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年间平湖耕牛较多。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也是这种情况，1936年平湖县有耕牛2.59万头，1949年有2.57万头，耕地60.46万亩，(25)平均每头牛耕种23.53亩耕地，可见耕牛数量是相当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