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军队裁减冗员，对地方上的冗费也要裁减。如州县对地方官员任罢的迎来送往，花费甚多。比如一帅臣的到罢，迎送接请，小郡要花费数千缗，大郡则要花费数万缗之多!官员们虽然都知道“国家岁入之不支”，但他们出于私心，“鲜有能为国家爱惜财用者”。既然任罢的官员们不体谅朝廷入不敷出、民病供亿的难处，廖刚尖锐地指出，应该制定规章制度约束官员们的行为，也要对迎来送往的规格进行限制。若有违反者，“或因缘为奸者，并痛治之”。但事实上讲排场、图享受是封建社会流行的风气，大多数官吏是不会有廖刚这样的想法，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为自己、为本官司多捞取些好处。

廖刚在中央任职多年，对财政困难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任地方官亦为时不短，对具体的财政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榷盐，从汉武帝时起，封建国家就对盐实行禁榷，增加国家税收。南宋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对盐实行征榷。廖刚认为：榷盐，官府虽获厚利，“而盗贩者终不可止，徒使狱讼不得衰息，而畏法之民长食贵盐耳”。认为禁榷十贩运私盐活动更加猖獗，虽说国家禁盐，其实是“禁榷徒有其名耳。故不若弛之为愈，弛之则人得而贩，其价自平，奸民不得擅其力矣。”廖刚认为盐禁就应该放开，允许百姓私相煎卖，同时要注意不能收重税，才能使“公私皆便”。

廖刚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这个民族危亡、困难重重的时期，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使他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巩固南宋小朝廷的统治，他提出的节流、开放盐禁、减免百姓赋税及对和买银的建议，都能切中时弊，是缓解南宋财政问题很有效的措施。司马光讲天地生财是个定数，借用司马光的话，地球上储存的资源也是个定数，不能再生。虽然廖刚不能脱离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提出建议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维护君权、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他所主张的“节流”经济思想很符合现今提倡的厉行节约、精兵简政精神，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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