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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节流重于开源-廖刚的经济思想研究

2013-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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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节流重于开源-廖刚的经济思想研究

论文关键词:节流重于开源;廖刚的经济思想;研究

论文摘要:虽然廖刚不能脱离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提出建议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维护君权、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他所主张的“节流”经济思想很符合现今提倡的厉行节约、精兵简政精神,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廖刚(1070-1143年),字用中,号高峰居士,福建南剑州顺昌人,著有《高峰文集》、《御览世彩堂诗集》等著作。从徽宗崇宁五年(1106)廖刚36岁时中进士,到绍兴十三年74岁(1143)去世前,他做过地方上的知兴化军、知漳州、福建路提点刑狱等官;在中央,他任过侍御史、御史中丞、工部尚书等职。在从政的这三十多年中,廖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对当时的经济问题有清楚的认识,还进一步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虽然有的建议并没有被当政者所采纳,但研究廖刚及其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经济思想,对我们更深程度地了解南宋当时的社会现状不无帮助。

廖刚“少从陈淳、杨时学”,陈淳是理学高徒,而杨时亦是有名的“程门四先生”之一。廖刚作为杨时的入室弟子,继承了从二程到杨时的哲学思想。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法则、规律,是先天而且永恒存在的。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要认识道,就应当本于心,因此主张“诚”、“敬”,讲究“性命道德”。这种思想反映到政治上,在对金问题上,他认为南宋国事艰难,主张以和为战,赞成议和,但后来金人背盟,廖刚建议“起用旧相之有德望者处之近藩”。在看待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以高宗为首的南宋君臣把北宋的灭亡原因归结为王安石变法误国,廖刚也未能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也坚决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认为“安石之学术,大抵专功尚利,轻改作而废典常,乐软熟而贱名节,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薄而莫之悟,其为害亦深矣。”

南宋建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宋金之间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剧增。和北宋相比,南宋的统治区域比北宋缩小了三分之一,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由北宋的15042406(贯、匹、两)下降到1867949(贯、两)。对金战争、冗官冗兵、迎两宫奉还、修建徽宗陵寝等事务使政府开支剧增,“岁人不及承平三之一,而费出倍于昔日”。对于这个财政危机问题,朝廷中许多人认为,加倍征收通、泰等州的盐税,“榷货务入纳不阙”,“以为如此自可以度日卒岁”,即所谓开辟新财源。对此,廖刚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认为天下之财有限,缓解财政危机关键是节流,首先要做到“用财之道,必量入以为出”,“为今之计,如节用一事”一举措不可忘也”。要想节省财政开支,就需要让“宰相兼制国席”。因为户部理财,总领所供兵,“供财者与用财者之间的距离更加疏远”,“这使得具体用财者对于节财的必要性认识大为淡薄,平衡财计变成少数人关心的事情”。所以廖刚建议宰相了解国库盈虚,从宏观上统筹安排、调控政府财政,“诚为今日之急务也”。 要节约开支,还要“少缓不急之役”,减少对将帅们的赏赐。比如给大将刘光世赐造宅钱,槽司收买建房木材一事,廖剐认为刘光世虽独当一面。但没有直接对敌交战,初无尺寸之功,赐第不仅助长军将们的骄奢之心。还增加财政开支,且颇为民害,应当立刻停止这种滥赏行为。再比如对“杨沂中预借三年酒息钱三十万贯,及别借二十万贯相兼回易”之事,廖刚也是上奏章极力反对,认为国家频年不尝出师。军费没有大的开支变化,且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辄借四五十万缗,诚为无谓,”朝廷对此类请求应该必不可从。廖刚虽再三上章反对,但高宗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要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还要选汰冗兵,减少州县妄费。廖刚认为军队虽然是保卫国家、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抵御外族入侵必不可少的工具,然兵贵在精,不在多。可事实上是“今日诸将之兵,冗滥甚矣。”要想体念国民,节省军队经费开支,就要对军队士兵进行选择,淘汰其不能披挂战斗的冗员,“以十二三为率”。对无家可归愿意留下来的,作为屯田士兵,使他们“自食其力,且资以供亿吾军,庶东南凋瘵之民稍获苏息,而屯戍可以久远不废,是一举而两得”。杨时和廖刚等人认为实行“营田、屯田事”。可以解决军粮的采买、供应、运输等问题,缓解东南民困财乏的状况,“此实足财用之本源”,“一日不可忘也”。虽然高宗朝君臣对屯田、营田都很重视,一再努力。但由于人不偿费,加之军不习耕,扰民等原因,导致“成效总是不够显著,甚至可说是很微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