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瘠薄，三寸以下皆石，耕种止可三熟，则又废而别垦(顾彩《容美纪游》，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寸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光绪山西通志》卷六十六)。

山地之凝结者，以草树蒙密，宿根蟠绕则土石坚固。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一经霖雨，浮石冲动，划然下流，沙石交淤，溪涧填溢，水无所归，旁啮平田……熟田半没于河洲，膏腴之壤竟为石田(《同治房山志》)。山民伐林开荒，……土即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條，只存石骨，又须寻地垦种(《嘉庆汉中府志》卷二十一)。

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被冲压(卢坤《秦疆治略》)。

穷岩邃谷尽行耕垦，砂石之区土薄水浅，数十年后，山水冲塌，半类石田(《同治利川县志》卷四)。

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今太平山、大源洞、果子洞诸乡，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乾隆武宁县志》卷十)。

山既开挖，草根皆为锄松，遇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压……甚至沙泥石块渐冲渐多，涧溪淤塞，水无来源，田多苦旱，……小河既经淤塞，势将沙石冲入大河，节节成滩，处处浅阻，旧有陂塘或被冲坏，沿河田亩，或坍或压(《同治攸县志》卷五十四)。

江洲之生，亦实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林砍木，种植杂粮，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致停淤接涨(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十)。

自皖民开种包芦以来，沙土倾泻溪涧，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

皖北人寓宁，赁山垦种苞芦，谓之棚民。其山既垦，不留草木，每值霉雨，蛟龙四发，山土崩溃，沙石随之，河道为之壅塞，坝岸为之倾陷，桥梁为之坠圮，田亩为之淹涨(《嘉庆宁国府志》)。

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山地无土，则不能蓄水，泥随而下，沟渠皆满，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间梅雨大至，山头则一波靡遗，卑下之乡汛滥成灾，为患殊不细(《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五)。

以上是当时人亲身目睹的山区水土流失的灾害。其实今天科学的环保知识告诉我们，毁林的弊害尚不止此。森林不但能保持水土，而且能发挥水库的作用，在降雨时森林发挥拦水蓄水的作用。树上的枝干树叶都拦蓄一部分雨水，不使立即落至地面。地面的腐殖物质以及地下的根茎可以发挥更大的拦水蓄水的功能。它们能吸收部分雨水，一方面减少对地面冲击力，一方面减少雨后地表径流的流量和流速。降雨过后，森林蓄拦之水再慢慢通过地表或地下径流，逐渐释放宣泄到河川中。所以森林是非常有效的绿色水库。对于暴雨而言，这种滞洪及调节河川流量的功能，尤其显著。森林被破坏后，遇到暴雨，雨水立即倾泻入河，河水猛涨，泛滥成灾。所以说毁林开荒的破坏力是双重的。它一方面使山区水土无法保持，泥沙被冲刷而下，河道淤塞，河流宣泄洪水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森林滞洪蓄水的功能消失，无法调节流量，山洪快速而至平原的河川。两方面的结果相加，使得水灾发生的频率增加。此外就是泥沙覆盖良田，影响了平原地区耕地的生产力。

“驱棚”政策首先由江西境内的地方官员提出，他们以治安为理由提出驱棚之要求，不久即得其他各省官员之响应〔19〕。嘉庆初年，浙江省有关官府曾出告示，禁止流民垦山种植苞芦。数年后，清廷又应安徽休宁县民之请，限令垦山棚民开租期届满后退山回籍，不得再种苞芦。道光初，陕西西乡县府立碑，永将北山封禁，永不开种;御史蔡庚飏也上疏清廷，要求下谕禁止棚民开山。类似的禁令禁约道咸年间更见增加。这些禁令虽非百分之百的生效，但在山区种植玉米的范围究竟大为减少。

据民国初年统计，据民国初年统计，玉米播种面积约一亿亩，占总播种面积的7.6%〔20〕。由此我们可以想见， 在清中叶垦山的高潮声中，在政府驱棚禁种玉米以前，玉米的实际种植面积一定是远大于一亿亩，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山区。前面已然指出，当年在山区种植玉米，每片地最多不过五年，然后就废耕他迁，而开辟新玉米田时势必破坏原来的森林植被。我们可以设想有五百万户流民垦山种植玉米，每户种二十亩，这样他们就要每五年破壤一亿亩的森林，连续一百年下来，就能破坏20亿亩森林。今天全国残存的森林面积17.3亿亩，森林覆盖率是12%〔21〕。我们可以估计说，清初中国大约还有40亿亩的森林，覆盖率大约在28%，但是由于清中叶的错误垦殖政策及大批棚民的破坏性活动，生态环境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使森林面积减少大半，终于落得今日的局面。

注：

〔1〕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 刊《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3及4期;蓝勇《乾嘉垦殖对四川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影响初探》，刊《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

〔2〕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1990年农业出版社，页141。

〔3〕郭松义《玉米、蕃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刊《清史论丛》第七辑，页87。

〔4〕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 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刊《中国农史》第四期(1986)，页2。

〔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

〔6〕《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7〕《清宣宗实录》卷十。

〔8〕《清宣宗实录》卷十。

〔9〕《三省边防备览》卷十。

〔10〕乾隆十七年湖广总督永常奏折，载《宫中档乾隆奏折》卷四。

〔11〕《同治建始县志》卷四。

〔12〕《光绪湖南通志》卷一《诏谕》。

〔13〕《乾隆怀玉山志·土产》。

〔14〕王恩溥《禀请铜塘山弛禁稿》，载《上饶县志》。

〔15〕胡宝瑔《勘封禁山奏请永禁疏》，载《同治广丰县志》。

〔21〕《中国统计年鉴》，1987，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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