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当时人亲身目睹的山区水土流失的灾害。其实今天科学的环保知识告诉我们，毁林的弊害尚不止此。森林不但能保持水土，而且能发挥水库的作用，在降雨时森林发挥拦水蓄水的作用。树上的枝干树叶都拦蓄一部分雨水，不使立即落至地面。地面的腐殖物质以及地下的根茎可以发挥更大的拦水蓄水的功能。它们能吸收部分雨水，一方面减少对地面冲击力，一方面减少雨后地表径流的流量和流速。降雨过后，森林蓄拦之水再慢慢通过地表或地下径流，逐渐释放宣泄到河川中。所以森林是非常有效的绿色水库。对于暴雨而言，这种滞洪及调节河川流量的功能，尤其显著。森林被破坏后，遇到暴雨，雨水立即倾泻入河，河水猛涨，泛滥成灾。所以说毁林开荒的破坏力是双重的。它一方面使山区水土无法保持，泥沙被冲刷而下，河道淤塞，河流宣泄洪水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森林滞洪蓄水的功能消失，无法调节流量，山洪快速而至平原的河川。两方面的结果相加，使得水灾发生的频率增加。此外就是泥沙覆盖良田，影响了平原地区耕地的生产力。

“驱棚”政策首先由江西境内的地方官员提出，他们以治安为理由提出驱棚之要求，不久即得其他各省官员之响应〔19〕。嘉庆初年，浙江省有关官府曾出告示，禁止流民垦山种植苞芦。数年后，清廷又应安徽休宁县民之请，限令垦山棚民开租期届满后退山回籍，不得再种苞芦。道光初，陕西西乡县府立碑，永将北山封禁，永不开种;御史蔡庚飏也上疏清廷，要求下谕禁止棚民开山。类似的禁令禁约道咸年间更见增加。这些禁令虽非百分之百的生效，但在山区种植玉米的范围究竟大为减少。

据民国初年统计，据民国初年统计，玉米播种面积约一亿亩，占总播种面积的7.6%〔20〕。由此我们可以想见， 在清中叶垦山的高潮声中，在政府驱棚禁种玉米以前，玉米的实际种植面积一定是远大于一亿亩，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山区。前面已然指出，当年在山区种植玉米，每片地最多不过五年，然后就废耕他迁，而开辟新玉米田时势必破坏原来的森林植被。我们可以设想有五百万户流民垦山种植玉米，每户种二十亩，这样他们就要每五年破壤一亿亩的森林，连续一百年下来，就能破坏20亿亩森林。今天全国残存的森林面积17.3亿亩，森林覆盖率是12%〔21〕。我们可以估计说，清初中国大约还有40亿亩的森林，覆盖率大约在28%，但是由于清中叶的错误垦殖政策及大批棚民的破坏性活动，生态环境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使森林面积减少大半，终于落得今日的局面。

注：

〔1〕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 刊《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3及4期;蓝勇《乾嘉垦殖对四川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影响初探》，刊《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

〔2〕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1990年农业出版社，页141。

〔3〕郭松义《玉米、蕃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刊《清史论丛》第七辑，页87。

〔4〕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 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刊《中国农史》第四期(1986)，页2。

〔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

〔6〕《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7〕《清宣宗实录》卷十。

〔8〕《清宣宗实录》卷十。

〔9〕《三省边防备览》卷十。

〔10〕乾隆十七年湖广总督永常奏折，载《宫中档乾隆奏折》卷四。

〔11〕《同治建始县志》卷四。

〔12〕《光绪湖南通志》卷一《诏谕》。

〔13〕《乾隆怀玉山志·土产》。

〔14〕王恩溥《禀请铜塘山弛禁稿》，载《上饶县志》。

〔15〕胡宝瑔《勘封禁山奏请永禁疏》，载《同治广丰县志》。

〔21〕《中国统计年鉴》，1987，页5。

探究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

一　清代的人口增殖与农垦政策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人民一直在缓慢地，但继续不断地破坏森林及其他自然植被，但是最严重的破坏是发生在清代中期不到一百年的时期内，这种局面之出现有许多原因。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清代人口之迅速膨胀。人口增加自然要消费更多的粮食，而增产粮食就需要扩大垦耕面积。对农作物而言，在没有自然植被的地面上农作物同样无法生长。开辟农田就是要清除地面上原有的自然植被，改种农作物。所以从一开始，农业生产就是要与自然植被争土地，此消然后彼长。人口增加永远伴随着自然植被的消失。人口增加快，自然植被消失也快。

清初人口不过八九千万， 但是到了乾隆41 年(1776 )便增加到26800万，此是中国人口的第一次爆炸期，而且此后还在不断增加。 最突出的情形是四川省，人口变化最大。在明末清初，四川因为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流徙死亡，估计清初全省人口只有62万，到了嘉庆17 年(1812)，便达到2070万人〔1〕。大部分的增加人口是由外省移入者，即有名的“湖广填四川”。

中国的朝代更替，代表治乱循环，每个朝代的末期都有程度不同的战乱，人口减少或流亡，农田荒芜;而新朝代建立之初，都要颁行某些奖励的措施，促使人民开垦荒地，或招抚流亡人口回籍。即以明代而言，据《续通考》卷二记载，明太祖时苏琦上书：“为今之计，莫若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上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太祖下诏：“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民无田者往开垦。就以所种为已业，给赀粮、牛种，复三年。……又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明史稿·食货志一》载：“户部郎中刘九臯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於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山东他郡民於东兖。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於京师”。

这是一方面再分配人口，一方面以减税来鼓励开垦废耕之田。

清初政府面临同一问题，而采取的垦殖政策却更积极。政府不但以减税的办法来鼓励人民开垦废耕荒地，而且对地方官施以压力，境内新垦面积极多者，地方官得到奖励;面积少者，地方官要受惩戒。减税的办法也一再提高，最初是免升科三年，不久后延长为四年，后又延长为六年。

事实上，清初人口增殖过速。到了雍正末年或乾隆初年，不但所有废耕之农地都已复耕，而且平原上尚未开垦的土地也都被垦殖为耕地。如要继续增垦农地，只有向山区发展。不幸，中国境内当时尚残留的山区都是些深山老林，地势险竣，土地贫瘠，气候寒冷，除了有限的几项矿源及林产，农民可以利用开发的土地经济价值不高。所以到了乾隆初年，过去减税的鼓励垦殖政策已然失效，深入山区去垦耕，得不偿失。更有甚者，农民很快就发现，在山区耕种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最多可以耕种三五年。此时期一过，产量大降，而正好是六年免予升科的期限已届满，开垦者无利可图。

针对这种情况，清廷在乾隆五年(1740)谕令各省将新辟“零星地土免科”。其实，这时平原地带已找不到可耕的零星土地，于是各地大员纷纷进言，认为应该索性让人民入山开垦。《清高宗实录》卷130 载，乾隆五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或招佃共垦”。次年总督张广泗也上书说，应劝谕农民尽力去开山垦土。这种垦殖政策的变化，一方面等于是对已封禁的深山老林非正式的驰禁，一方面对垦辟的山地予以永远免税的优待。故乾隆七年正式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

除上述之政策以外，还有一项重要因素，那就是农民发现玉米很适合在深山种植。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在深山老林可以利用的资源，除了木材外，只有少数几项矿产或经济作物。木材之采伐因受交通运送条件之限，能采之林木已采伐殆尽;其他资源的社会需求量有限，无法吸引大量人民入山开发，而中国的传统农作物对土地要求严苛，土地贫瘠气温高寒的山区不能种植。在过去，这些因素天然地保护了这些深山老林，使之残存，即令是开放山禁，加上免税的办法，可能发生的效力还是有限。

碰巧，在明代中叶，自外国引进了玉米品种。玉米最初只在平原地区种植。玉米的亩产量不低，但是与稻米相比，仍处劣势，所以在与五谷争地的情况下，玉米初期推广的成绩不佳。后来人民发现玉米耐旱耐低温，又可以在砂砾地上生长，不与五谷争地。于是首次有了适于高山种植的农作物，正好配合棚民们垦山开荒的活动，解决人口增殖所造成的无田无粮之问题。薯类本也适于劣地种植，但气温过低会冻坏秧茎，同时薯类远不如玉米容易保存。所以后来在山区种植的作物中只有少量薯类，主要还是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