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中原有一些生产者，从事开矿、造纸、伐木，现在与入山垦种玉米的棚民打成一片，形成山区经济。

据学者研究，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庆、道光时期。推广种植的地点都在山区，种植者多半是外地移入的流民，也就是所谓的棚民或寮民。以往研究者往往只是片面强调这些流民开发山区，推广玉米之种植，增加民食之贡献。但是这种贡献只是短期性的，其长期性的灾害却未曾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具体说来，大量流民开发山区的后果，造成严重的生态恶化，使得大面积的耕地生产力下降，至少在此后长时期内，中国粮食产量低于其应有之水平。为了使读者充分认识这场人为祸患的严重后果，我们要把史料中有关流民的人数、种植玉米(兼及蓝靛与麻)的范围、以及当时人所见到恶果详加引录。据郭松义详查有关资料，在乾隆至道光年间(1736—1850)已有二十省三百五十四处府州县在种植玉米〔3〕。其中?父鲋?要种植区，也就是棚民寮民为数众多的几省，玉米种植的情形如下：

(一)四川：是玉米的主要引种区之一。据郭松义的统计，至道光年间已有六十二处府州县种植此粮食作物，绝大部分是在山区。试举下列地方史料记载说明：

俗名包谷者是也，蜀中南北诸山皆种之(张元澧《道光内江志要》卷一《物产》)。

山地种之多茂，贫民赖以资生(曹秉让《嘉庆长兴县志》卷二《物产》)。

山农多种梁、麦、包谷(王来遴《嘉庆渠县志》卷十九《风俗》)。

包谷，深山广产，贫民以代米粮(王槐龄《道光补辑石砫厅新志》卷九《物产志》)。

两境山多田少，稻收不过百分之一，民食合赖包谷杂粮(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八《民食》)。

山居则玉蜀黍为主(王燮《嘉庆峨嵋县志》卷一《风俗》)。

玉麦，山居广植以养生(王钟钫《嘉庆彭县志》卷三十九《风俗》)。

(二)陕西：陕南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在解禁以前，原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后来外省流民进入，以野蛮手段开发，大量砍伐树木，或是放火烧山，开阔的山坡地则种植玉米或蓝靛。外地移民之大5量流入，发生在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4〕。乾隆三十七、八年间， 兴安州所属六县：“川楚间有歉收处所客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万〔5〕。”乾隆四十七年毕沅奏称：“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嘉庆初年，“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6〕。”到了嘉庆末年，聚居於南巴老林山区的流民已是数以百万计〔7〕，林区在很短的时期内便被开辟一空。各地记载如下：

南郑地区：“昔之深山大林概为熟地(《光绪平利县志》卷八《土产》)”。

汉阴山地：“所垦者十之八九(《嘉庆汉阴厅志》卷九)”。

紫阳山区：“乾隆末年尽已开垦(《光绪紫阳县志》卷一)”。

整个陕南则是：“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卢坤《秦疆治略》)”。

新开垦的都是坡度很高的山沟地带，只适于种植生长力强的玉米，于是各地记载说：

漫山遍野皆种包谷(《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乾隆三十年……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道光石泉县志》)。

南山岳岗叠嶂，已往居民尚少，近数十年，川广游民沓来纷至。……该民租山垦地，播种包谷(《秦疆治略》)。

江楚民……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也(《乾隆洵阳县志》卷十一)。

南巴老林是开垦的对象，也是木材采伐及木材加工区。不幸木材采伐的方式也是极具破坏力，只伐不植。垦种包谷与木材采伐共同加速了此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之恶化。

(三)两湖地区：湖南境内多山，而湖北荆襄地区又原是位于蜀、陕、鄂三省交界的南巴老林之一部分，于是两省在乾隆中叶便成为流民垦殖的对象地区。据郭松义统计，至道光年间已有42处府州县有种植玉米之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卓秉恬奏报称：

据称，由陕西之略阳、凤县，东经宝鸡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称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东经四川之南江等县、陕西之紫阳等县，至湖北之竹山等县，中间高山深谷，统称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地方辽阔……客民给钱数串，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垦种荒地，架屋数椽，即可栖身，谓之棚民〔8〕。

湖北山区除开荒以外，也大量采伐林木，有木厂及炭厂无数，一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数十人。“藉烧炭、贩炭为生者数千人〔9〕”。此外，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湘赣边界山区，到处都有流民垦殖的足迹，各方志均有记载。例如湘鄂西山区：“附近川黔两楚民人，或贪其土旷粮轻，携资置产;或藉以开山力作，搭厂垦荒，逐队成群，前后接踵〔10〕”。又有记载说：“楚蜀游民在彼开山伐菁，垦辟土地者日集日众〔11〕”。垦殖者所种的绝大多数也是玉米。

包谷最耐旱，近时南漳、谷城、均山山地多产之(《乾隆襄阳府志》)。

土人多开山种植包谷(《同治宜昌府志》卷十一)。

坡陀硗确之处皆种包谷(《道光鹤峰州志》卷六)。

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同治房山志》卷十一)。

玉蜀黍俗名玉米，亦名包谷……此种近时楚中遍艺之，凡土司新辟者，省民率挈拿入居，垦山为陇，列植相望(《乾隆沅州府志》)。

今辰州旧邑新厅，居民相率垦山为陇，争种之以代米(《乾隆辰州府志》)。

山土只种包粟(《嘉庆浏阳县志》)。

窃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於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九)。

两湖地区，不但多山，也多水，有为数众多的大小湖泊，于是在沿湖地区围湖造田，也成为农民们增垦农田的方式之一。以洞庭湖为例，清初康、雍、乾三朝政府对围湖造田积极鼓励，地方政府也“赏助米粮人工之费”，甚至拨公款修助官垸，在湖滨造田，并招徕四方移民，令其垦种，并免其升科〔12〕。不久，官民发现围湖造田的弊害，才有人倡议要推行相反的政策，强制废田还湖。但是在人口压力下这种政策难以推行，沿湖地区还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在围湖造田。

(四)江西：明代末年，政府封禁了许多山区，包括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山区及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的广信山区、铜塘山、武夷山、怀玉山等都列为封禁之山区，“禁流民不得入”。此时期无地之流民多半是进入城市如景德镇及铅山，从事手工业。到了清代康熙中期以后，大规模招民垦荒，虽然尚未明令解除禁令，但事实上已是弛禁，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活动。乾隆初，怀玉山正式开放，流民闻风而上，景观大变，向少人烟之林区，“竹树扩清，人烟稠密”〔13〕。铜塘山此时尚未开禁，但：“高阜处所，种植茶树、山薯、杂粮等物……或傍崖为屋，或砌石成蹊，谷口崖腰，人烟相接〔14〕。”于是申请开禁之呼声日高。虽然两次议开，皆未成功，但政府也不得不默认事实，让封禁之山区自动缩小。原立之禁区界碑被棚民逐渐向内移动。据乾隆时江西巡抚胡宝瑔说，袤延三百里的铜塘山已是“约计禁内不过百里”了〔15〕。换言之，禁山已被垦去了三分之二。垦山之民大都来自闽广，乾隆时逐渐有湖北来的流民及江西省当地人民参加。他们搭棚而居，被当地人称为棚户或寮户。以武宁县为例，《乾隆武宁县志》卷三十说：

武宁山谷荒僻……近自湖广、闽、粤异民遍乡开垦，万山童秃。

楚人来宁垦山者，岁以千计。

乾隆十八年土著烟户计共四万一千余户，棚户计共一万三千余户。

棚户占总户数24%。此外尚有许多流民虽参加垦山但未在当地立户设籍，足见人数之多。

江西地区因为气温较暖，山区种植的作物种类比较复杂。各地有下列记载：

江西万羊山跨连湖广、福建、广东之地，旧称盗薮，而各省商民常流聚其间，皆以种蓝为业(《明穆宗实录》卷二十六)。

山林深阻，人迹罕至，惟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遍至各邑，结寮而居(熊人霖《南荣集》卷十二)。各属山僻州县，深涯穷谷之中，多有棚民，率以种靛、采耳、伐木、烧炭为生计(乾隆十八年鄂容安奏折，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然而玉米仍然是山区最大宗之农作物：

近日更有所谓苞粟者，又名珍珠果，蒸食可充饥，亦可为饼食，土人于山上多种之(《同治广信府志》)。

玉芦种自蜀来，近有楚人沿山种获，其实如豆，春熟治饭，亦可酿酒(《乾隆武宁县志·土产篇》)。

打鼓高陵种玉芦(盛乐《山棚鼓子词》)。最后一条是江西棚民歌谣的一句词，可见是他们日常活动。

(5)江南地区：相对而言，安徽、浙江境内多山，棚民活动普遍，而太湖地区属于平原，围湖造田引起的问题比较严重。各地记载称：

西至宁国，北至江宁，南由徽州绵延至江西福建，凡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皆棚民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