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研究时段上的下移，下层史的研究需要突破一些人为的分界线，将1840年以来至20世纪的下层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由于高校长期以来的教学习惯，中国近代史被限定在1840—1949年间，但在研究工作中，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这个界限，他们在专题研究中纷纷突破这个时间点，将1840—1949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这更加有利于探讨历史变迁的内在延续性。其实，近代史研究者还可以在时段上进一步下移，将20世纪的历史作为一个长吋段进行整体观照。在我看来，所有历史分界线都是人为的，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这种划分是为了使历史研究更好地彰显不同时段的特点，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如果过分坚守，画地为牢，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以重大事件为标志的分界线，总是与政治史有着较多的共时性，相反，与经济史、社会史则并不表现为必然的共时性，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与阶段并非总是与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同步，它更多地表现为渐进性与长效性。下层社会的历史尤甚，一方面，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传导到下层，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另一方面，下层社会经济往往表现出独立于上层社会的特点，其运动惯性也不会因为这些人为的分界线戛然而止，虽然有时可能由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强制而暂时中断，但它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足以使它在条件许可时在更大规模上“复活”。如果以此分界为研究时段，很可能看不清社会经济演变的完整过程，如笔者在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探讨中，曾将20世纪初年在若干农村地区、若干行业中出现的手工业的发展进程总结为“半工业化”①，这种“半工业化”由于受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内外战争的影响而被迫中断，但是中断也许并非必然意味着失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乡镇工业、尤其是江浙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半工业化”的延续与深化②，这种从家庭工业——“半工业化”——工业化的道路，很可能就是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在1949年之前，这只是一条可能的、但却没有走完的道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这种模式变成了现实，这种模式只有在研究时段上下移时才能诠释出来。

下层史的研究还有赖于资料的发掘与整理。资料的有无与多少决定着下层史研究的进展，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下层史，可供使用的现成资料并不多，需要在资料上下一番大力气：一是非主流报刊、杂志的挖掘和整理，这类报刊、杂志主要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较为贴近大众生活。二是私人笔记，家传家谱、野史资料的搜集，这类文献中也可能保存着较多的下层史资料。三是民间传承资料，存在于民间的口耳相传下来的许多传说、故事、神话，可能为下层史的研究别开一番史料的天地，将这种传承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有助于重构老百姓自己真实的故事，当然，难度也是很大的，需要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整理与诠释，如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解释方法。下层史的研究还有赖于良好的、宽松的学术氛围，学术刊物在这方面肩负着不可推却的责任。为了鼓励中青年学者开展下层史研究，学术刊物对这类文章不必求全责备，只要在观点或方法上有所创新即可。

总之，拓展下层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惟一的.我们希望近代史研究者的目光下移，多关注下层社会的历史，绝不意味着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只是希望学术界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处理好如下关系：在重视精英史的同时，不要忽视民众的历史;在开展城市史研究时，也要关注乡村史;在研究近代工商业时，也要深入拓展农业史、手工业史等传统经济的研究，最后，在专题研究中突破现有的分界线，将20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探讨。做到了这些，我们的中国近代史才能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的历史，是一部“走出了近代”的中国近代史，是为吾辈之愿，亦为吾辈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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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笔者拙文：《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以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2003年11月在湖州召开的“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会学者曾对该市的织里镇进行了粗略的考察，织里镇以童装生产而闻名全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穷则思变的织里人挣脱束缚，操起一把剪刀、一管尺，从事起了家庭刺绣品加工，并凭着一根扁担二只包，踏上了闯市场的艰辛创业之路。在这一时期，织里的家庭工业也由最初的刺诱品加工，过渡到后来的香港衫，织棉缎棉袄，最终定位在童装生产上，2002年末，织里民营总产值达113.56亿元，在短短的20多年里走完了从家庭工业到“半工业化”再到工业化的全过程.参看湖州师院赵玉阁教授提交的学术论文：《浙江织里民营企业发展的特色及其档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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