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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前辈学者的引导分不开。刘大年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以经济史为突破口①，此后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章开沅则倡导社会集团史的研究，他指出：“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②此后，以商会史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史的探讨蓬勃开展，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毋庸讳言，近代史的研究也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甚至存在着一些盲区。在我看来，下层社会的历史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以致于下层史“下沉”到了史海的底层，急需学者们关注的目光下移。《史学月刊》组织“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的笔谈，藉此机会，笔者愿在此谈谈个人一孔之见，供学界同仁讨论。

一 下层史：重构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

下层史是一般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一般民众或普通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教育上，往往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举凡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都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通俗地讲，我们的研究应注重重构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只有把老百姓的故事讲清楚了，才能揭示一部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但是，重构并非易事。虽然无论在哪个朝代、哪种类型的社会里，一般民众均构成社会的主体，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弱势地位，不仅他们自己并不掌握主流话语权，而且记载他们历史的文献资料也很少，这就给以史料说话、着重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出了一道难题：重构出来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究竟是下层社会的历史、还是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这的确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借助新的思维、新的技术和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找寻下层社会的历史。“许多底层历史很像古代的犁迹。它似乎随着许多世纪前犁地的人一起杳无踪迹了。但每位航空摄影家都懂得，在一定的光线和从一定的角度下，被久已遗忘的田脊和犁沟的影子还可以看得到。”③下层史研究者就应该像那些善于运用光线与角度的“航空摄影家”，这样重构出来的老百姓的故事就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下层史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性的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内涵，在阶级社会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等，都栖身于下层社会，他们的历史自然是一般意义上的下层史。除此之外，下层社会中还有很多特殊的群体，透过这些特殊的群体，也能够有效地从某些侧面观察到民众的观念与行为。如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华工，就是一些特殊的下层群体，他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于以白人为主体的上层史。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特殊群体，如流民、手工业者、学徒、人力车夫、码头工人、优伶、乞丐甚至川江航道上的船工④等，如能分门别类地对他们进行系统研究，必将展示出下层社会历史的不同画卷。中国近代史上还存在着一些下层社会组织或团体，如秘密社会组织(土匪、流氓、帮会等)、行会(以及由行会转化而来的同业公会)，也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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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大年先生发表于《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提出“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他把经济史着作是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来寻找突破口的。

② 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③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④ 据曾亲历过川江船工生活的章开沅先生所述，船工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船工之间分工明确、一条船上一般由驾长、桡工、喊号子的、纤夫、伙夫、杂工等人组成，驾长的薪资四倍于纤夫、桡工三倍于纤夫、喊号子的二至三倍于纤夫，他们喊出的号子回荡在山谷间，纤夫伴着他们的号子，彼此协作，往往能起到提高效率并降低纤夫劳动强度的作用，其余人等待遇较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和深入发展，下层社会的历史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蔡少卿等对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的研究、乔志强等对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①、赵世瑜等对民间庙会的研究、池子华等对中国近代流民的研究，还有一大批学者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等等，无不显示出下层史研究的良好势头。一些学术机构或刊物也开始关注下层史的成果，如《史学月刊》开辟专栏发表乡村史研究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黄宗智主编的连续性刊物《中国乡村研究》，这些都为下层史的研究创造了较好的学术氛围。但是毋庸讳言，相对于老百姓丰富多彩的故事，上述研究不过是冰山一角，还需要学者们下大力气去进一步挖掘。何况现有的研究中，还有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的地方。

二 下层史何以“下沉”?

的确，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改变下层史沉人史海底层的状况。这既有历史传统、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也有资料搜集、运用与解读上存在的客观困难。

从历史传统看，封建传统史学局限在“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史的圈子里，史官修史的目的服从于封建皇朝的需要，并且很可能是为统治者的实际应用而撰写。二十四史是按照王朝体系划分的，除了一些为封建伦理殉道的节妇、烈女外，几乎看不见民众的影子。这种史观在晚清学者身上仍然存在，不仅使我们看不到晚清以来的近代历史中下层史的位置，也给我们今天探寻下层史造成了资料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忽视民众史的不足，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在研究范式上，下层史被纳入到阶级斗争(或民众运动，如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分析模式中，普通人只是作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来叙述的，并且构成整个事件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作为对事件史的探讨，这种分析方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模式下的民众史，并非真正的(至少也不是完整的)下层史，民众只不过是事件史或政治史中的一个角色，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史的需要，相反，对于那些独立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广泛存在的未知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还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为了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成了一部农民战争史或革命运动史，而所谓的农民战争史又理所当然地演变成了“农民领袖史”，于是，中国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研究走人了一个怪圈：“过去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帝王将相;过去的历史看不见农民战争，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统治阶级的活动;过去的历史看不见经济基础，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政治制度;过去的历史专讲政治沿革，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来历不明;过去的历史专讲王朝始末，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一字不提;过去的历史不讲或少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不讲各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②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也曾经存在过，早期西方学术界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③，这种下层史被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社会主义运动史联系起来了，老百姓的观念、信仰、行为方式、日常生活等重要内容得不到充分反映。

我们并不否认农民战争或革命运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历史的进步都是在相对稳定时期渐进性地实现的，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角色并不总是体现在农民战争或工人运动之类的重大事件中，更多地是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这种相对独立于政治史、事件史之外的、反映下层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婚姻家庭、生老病死的历史，更能体现社会经济自身的进步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对这种进步所起的作用，这是不是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