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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大陆政策;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

【论文摘要】：当代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众所熟知的"台湾问题"和日益高涨的"中国威胁论"，究其根源，"大陆政策"的遗毒未彻底肃清是重要原因之一。

引言

关于日本"大陆政策"的界定，我国史学界认为它是"日本国力向亚洲大陆发展的一个变名"，[1]是"对外掠夺、抢占殖民地、占有原料来源和国际市场、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对邻近国家进行殖民统治等等"，[2]是"近代日本对亚洲大陆进行侵略扩张的思想与行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形式与军国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3]

日本"大陆政策"可追溯至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的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1592年的"文禄之役"和1597年的"庆长之役"。由于近代日本历史是从1853年培理舰队闯破幕府锁国之门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因此，近代日本"大陆政策"是指自幕府统治末期开始，日本为了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满足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性，对亚洲大陆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及其指导思想的总和。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以其在物质与精神上给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所造成的极大创伤而为世人所知，其中对中国的伤害无疑是最深重的。二战后，经过中日双方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后最终于1972年实现了正常化。然而，"大陆政策"所留下的各种后遗症却依然清晰可见，直至今日还在一些方面影响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一、近代日本在"大陆政策"时期的对台政策及由此引发的中日"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自出现以来始终是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台湾重要的地理位置使日本对它的觊觎由来已久。早在吉田松阴的"海外雄飞论"中便提出"收台湾"的主张。不过当时的日本羽毛尚未丰满，还没有能力将其对于台湾的野心付诸实施。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强国之路，台湾即成为日本在中国实行"大陆政策"的第一站。在"大陆政策"又一理论基础--"脱亚入欧论"的指导下，1874年，第一次侵台战争爆发。这次战争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后果却非同小可。"它不仅锻炼了近代的日本军队，使他们获得了远征海外的作战经验，而且逼迫软弱的清政府向日本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赔偿"。[4]这次战争是"大陆政策"在形成期的第一次对外实施，日本由此尝到了对外侵略扩张的甜头，也增加了霸占和吞并台湾的野心。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大陆政策"进入正式实施阶段，在其标志性文件《马关条约》中，日本终于实现了它对台湾的野心，将台湾变成自己的殖民地。《马关条约》对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交接期限作了如下规定："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由此可见日本霸占台湾的心情之迫切与台湾之于日本的重要。自此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一直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并一直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南进基地"，在日本对外战略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战中日本的失败标志着"大陆政策"的终结，但台湾问题却成为"大陆政策"的遗毒保留了下来。日本虽然交出了对台湾的统治权，同意将其归还中国，却始终割舍不了它对台湾的特殊"感情"。究其原因，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自然首当其冲。"台湾处于日本列岛、中国大陆、南洋各国的中心，是日本通向香港、东南亚、中东地区的门户"。[5]对于寻求大国地位的日本来说，控制台湾无疑是当前遏制中国、成为东亚霸主的关键一步。另外，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科技等方面迅速发展所需要的。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日本政府选择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建交"，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1971年9月，为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日本追随美国提出了"双重代表权决议草案"，主张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保留"中华民国"(台湾)的代表权，企图以此来分裂中国，实现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虽然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政府达成了日台之间只能维持民间和地方性往来的谅解，但日本国内的一些亲台势力仍然对台湾当局奉行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给予大力支持，不断利用在日本举办各种国际会议和活动的机会企图突破对日台发展官方关系的限制，甚至想要仿照"美台关系法"制定一个"日台关系法"，以便为日本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提供国内法的根据。目前，日本对台仍然采取表面上尊重和理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背地里搞分裂、搞破坏的两手政策，并开始朝着由暗转明的方向发展。台湾问题如今仍然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之一。

二、日本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威胁论"，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导致军事实力的增强，从而对亚洲以及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6]现在，"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常见名词。

日本的"中国威胁论"可以一直追溯到"大陆政策"时期。由于"大陆政策"违背了正常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了使其在推行过程中少受阻力，日本国内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早在1882年，时任日本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便提出，日本不存在欧洲国家入侵的可能性，中国才是日本的"外患"。随后，他又在1890年发表了关于"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演说，使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得以正式形成，也使"中国好战说"、"中日必有一战说"等论调在国内越来越有市场，为后来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制造了借口。纵观近代日本的对华关系史，每一阶段的"大陆政策"在具体实施之前，必然有一个或几个带有明显"中国威胁论"色彩的指导性纲领，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对中国发动的每一场侵略战争也必然以这一论调为借口，从而使这一根本不成理论的所谓"理论"根深蒂固。

二战后，虽然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加剧了日本的不安全感，"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依旧很有市场。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的副教授村井友秀发表了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从国力的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1992年，日本的新闻媒体再次抛下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其目的在于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扩充军队寻找借口。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一直是回荡在日本政界的熟悉声音，与之相关联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等言论也此起彼伏，给目前中日关系的发展投下了很大的阴影，也给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设置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