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修志与修谱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

二、 方志与家谱特性的比较

方志与家谱，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殿堂里，它们相互辉映，互相渗透，有着许多共同的特性。

一是连续性。方志与家谱，都是代代相传，连续不断。方志一般是由地方长官主持撰写的，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官僚，为了加强统治，积极编修方志，后任长官往往按照前任的志书体例，继续编修，使志书呈现连续的特点。清代雍正皇帝，不仅下令各地设立志局专事修志，而且下令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纂修一次。即使到了民国时代，南京政府也曾作了省志三十年一修，县志十五年一修的规定。如湖北省先后修过七次通志，第一次是嘉靖元年薛纲纂修《湖广图经志书》，第二次是万历十九年徐学谟纂修《湖广总志》，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三年徐国相等修《湖广通志》，第四次是雍正五十一年迈柱修等纂《湖广通志》，第五次是嘉庆九年吴熊修纂《湖广通志》，第六次是光绪元年洪良品纂《湖广通志志存》，第七次是民国年间纂《湖北通志》，平均大约三十年一修，内容均有连续性。家谱一般是由族长主持修订的，后任族长往往根据前修家谱的体例、内容，进行续修，在世系列表、家族迁徙、人口兴替等方面更显示了代代相传的特性。如笔者家人的熊氏宗谱兴什(宏八公)全卷，民国十四年续修后间断七十四年于1999年续修，避免了人丁失载。　二是时代性。这可以说是由连续性延伸出来的特性。方志、家谱续修时，记述的内容一般以上届修志修谱的下限开始，按照体例增加各种现状资料，实际上就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内容上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现状资料主要依靠实地采访、调查，并且还需要依靠各部门或各家族成员提供素材，然后进行整理编辑而成，以1999年家人的家谱续修为例，明确提出国家强盛、港澳回归，鼓励族人，抓住大好机遇，豪迈跨入新世纪，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

三是资料性。方志记述的是一个地区的信息，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信息，因此它们都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特别是方志，既有人文资料，又有自然资料，涵盖了一个区域方方面面。如康熙二十九年颁布《河南巡抚通饬修志牌照》，所列搜集资料范围的纲目十分广泛：总图、沿革、天文、四至、建置、河防、乡村、集镇、公署、桥梁、仓库、社学、街巷、坊第、山川、古迹、风俗、土产、陵墓、寺观、赋税、职官、人物、流寓、孝义、烈女、隐逸、方技、艺文、灾祥、杂志等，几乎无所不包。以笔者家人熊氏宗谱兴什(宏八公)全卷为例，详细记载了按各村落和支系分类的应主支系、应宗支系和应吉支系的人口数量，户数，男女人数，涉及十万人之众，其中陂东一族人口就有5049人，并且出现了十七个村落的彩色照片较原谱牒中的手绘图纸生动了许多，同时还出现了事业较有成就的女性后代的名字，较七十四年前是一个重大改进，也能体现出不同时代女性地位的提高。

四是目的性。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方志的纂修，其目的是为自己的经济政治服务。古人云“治天下以史为鉴，治地方以志为鉴”，地方志在当时的功用，可归纳为：一是巨细无遗，以为国史要删;二是明察兴亡，以立施政大纲;三是备载万物，以筹国计民生;四是登列丁亩，以定一方赋税;五是博采风情，以利因地制宜;六是彰善痹恶，以裨社会风教。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同样，家谱中所出现的愚忠、愚孝、男遵女卑等内容，其目的是树立封建道德的风尚和偶像，建立家族封建迷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所修订的家谱，已经淘汰以上内容，以家人的家谱制订的目的为例，已经从传播警世之言、做人的准则，弘扬先辈德行，记载人丁、俊彦转变为对子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