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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地方文献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论文关键词：地方文献; 谱牒; 比较学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析家谱这一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的基础上，举例说明了我国地方文献中家谱与方志的特性，并对家谱与方志研究进行了探讨。

2008年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52集电视剧《闯关东》，将大连人家谱中的尘封往事搬上了荧幕，剧作者通过对家谱的挖掘研究，揭示出乾隆中期，在持续200多年的封禁政策后长期少人居住的东北黑土地的正式开禁，[1]大规模的“闯关东”开始了。根据方志家谱资料，论述南方移民的迁徙路线、定居点等基本状况，考证移民家族的大概数字，探讨经济开发、古村落的创建，清朝统治者希望保持满人的骑射尚武之风，进而保持满人对汉人的武力优势，证明闯关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

中国家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涵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的内涵。[2]家谱的文化属性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认为家谱如同正史、方志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文献遗产，应该给予重视。因而，笔者想借此就谱牒做一探讨。

一、 家谱与方志——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

古人认为，“宗族之有谱麟，犹如国家之有正史，州县之有方志”。这种对家谱的重视体现在家谱修撰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中，修撰家谱是宗族的大事，为全族所重。[3]撰志与修谱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所谓方志，是指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综合性著述，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方志概念，先秦诸侯国书，已有方志雏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要求各地把地舆详细上报，这在客观上为方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中央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统治者必须了解地方的疆域、山川、土壤、物产、户口、贡赋和风俗民情，于是地方志书便应运而生。如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就是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它记述了全国的地理概况，各郡国、地区的山、物产、人口和民俗等，是当时地方志著述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促进了以后全国性区域志的发展。刘秀当了东汉皇帝后，曾令编写《南阳风俗志》，开后世官修方志先河。隋代问世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记》、《诸州图经集》等志书。到了唐代，官修志书成为经常制度。皇帝下诏，各州府三年一造图经(后一度改为五年)，报送朝廷。在皇帝倡导下，一些达官贵人，纷纷撰写志书。记载全唐的地理志《括地志》和当时体例最完善的《元和郡县图志》，为唐朝志书代表作。

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十分注意编纂方志。它承袭唐朝三年一造图经之制度，具体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因此，凡名郡大县，都曾数次编修图经。如临安，仅南宋时就曾三修志书。在全国各地普遍修志的基础上，宋王朝还曾七次下诏并组织力量，编修了数部浩繁的全国性的区域志(即总志)。据《宋史·艺文志》等载，宋代编修方志规模和组织超越前代，其数量大增，总数600余种，大大超过了以前历代方志的总和。宋代的方志在体例和内容上趋于全面和完备，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名志，如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修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突破了旧志的框框。至此，方志内容包罗万象，体例大变，并推动了方志的发展。明代，朱元璋为光耀统一业绩，率先倡导纂修方志，洪武三年下令将天下州郡地理形势类编为书，成全国地理总籍《大明志书》，二十五年中，三次下诏编志。永乐十六年，明成祖下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并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为迄今发现的封建王朝最早发布的修志凡例，使各省、府、州、县普遍修志，乃至一修再修。清代为我国修志的鼎盛时期。康熙、雍正、乾隆都亲自过问方志的编纂工作。康熙十一年下诏各州县分辑志书，雍正下诏各地成立专门修志的志局，于是，出现了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镇乡都有志的局面。据统计，现存旧方志有8500多种，清代就有5700余种之多。章学诚还创立了方志学。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多次下令编修方志，并颁行《修志事例概要》，共计修志约200余种。因此可以说，方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撰志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

同方志一样，中国的家谱也源远流长。所谓家谱，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记载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据王鹤鸣先生研究，家谱比方志还要早。甲骨、金文中就有家族世系的记载。周代的《世本》，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作。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开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这说明中国家谱的起源可上溯到先秦时代。汉代以后，中国家谱较先秦有重大发展，以司马迁修《史记》为例，《史记》中有关本纪、表，第一次按世代叙述了我国的上古史，把话说明白一点，就是司马迁把家谱和“口头史学”相印证，从而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首先使用了一种新的史料——谱牒。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簇”，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起了重大的作用。到了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社会政治功能发展为“尊祖、敬宗”的伦理教化功能。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封建统治者鼓励私修家谱，以利于“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著名学者欧阳修、苏洵分别编修《欧阳氏谱图》、《苏氏族谱》。宋人在总结前人修谱体例的基础上，创立较完整的修谱体例，为众多修谱者所接受，成为影响后世修谱的基本的体例格局，应该说宋代是中国家谱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明清两代，私家修谱盛行。很多家谱参照正史、方志的体例来进行编修，使家谱的体例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同时，家谱一修再修，几乎姓姓有谱，族族有谱。这时，不仅汉族修谱，许多少数民族也修谱，修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