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鼎力帮助和影响，战时的北碚集中了相当一批科研学术教育机构，其中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汉藏教理院等，科研机关有中央研究院一半的研究所即动物、植物、气象、物理、心理5个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农林部中央农业试验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及雷电研究室、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等。这些内迁的学术教育机构在北碚时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例如最具典型代表性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于1940年冬迁来北碚，1944年分为动物和植物两个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在北碚时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为适应战争需要，战时动植物研究所适当加强了应用研究，但重点还在学理研究。1944年之前，动植物研究所进行了水生生物学研究、昆虫与寄生虫学研究、种子植物学与森林学等十几项研究。如研究鲤科鱼类的形态与天然食料，有助于人工养殖，研究蚊虫之天敌及自然防治法，有助于改进西南诸省卫生环境。改组后，动物研究所仍继续以前的工作，仍集中于鱼类学、昆虫学、寄生虫学、原生动物学及实验动物学5项研究。植物研究所为进行“纯正植物学研究”，“注重于生理学、生态学、细胞学、遗传学等之理论探讨”，拟“预设置若干有近代设备之实验室以求纯粹学理之精深的探讨，应用学理的探讨之结果于实际以期有益于国计民生”。高等植物分类学室、真菌学室、森林学室、藻类植物学室等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如此众多的科研学术教育机构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城镇，无数科研成果在北碚研究取得，造就了北碚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的地位。北碚集合了科技文化的精英，与市区的沙坪坝、江津的白沙坝及成都的华西坝并称为大后方的“文化四坝”。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时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40年代美国一家媒体也认为，在北碚，“很多专家和学术团体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得到了利用，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城市今天的繁荣兴盛……科学气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城市中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最高度的集中”。

据不完全统计，曾在北碚生活和工作过的著名科学家有如下63位，其中成为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40位之多。被吸引而迁来北碚。卢作孚创办的西部科学院为战时科研学术机构的内迁创造了便利条件，为其继续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丁方便，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及精华得以保存并延续，战时的北碚呈现出一派科技文化繁荣的景象而成为大后方“最大科学中心”，这也为后来重庆、乃至全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若无卢作孚的远见卓识、热血丹心和不遗余力的帮助，若无卢作孚领导的中国西部科学院这样一个“诺亚方舟”，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及精华必大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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