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院创立的宗旨即在科学的探讨，开发中国西部的宝藏。科学院创立后，一面增添各种研究需用的设备如图书、仪器、化验药品、建筑等，充实扩大研究机构和内容;一面增聘专门研究人员，继续调查动物、植物、矿产和发展附属事业，四个研究所先后成立并扩大了四个事业单位。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从1930年到1936年，是西部科学院发展最好的时期。

科学院非常注重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地质研究所注重矿产的调查，地质分布的探讨和对地下资源确切的估计等工作。主要开展了对雷马峨屏、大小凉山、宁属七县、古蔺、珙县、江北县、渠县等大面积的地质构造和矿产资源的调查，另外还对北川铁路沿线及峡区附近煤矿、巴县等地的石油、麻柳湾及天灯谤一带矾矿、西山坪的水利、灌县、松潘间地震、綦江铁矿、木里金矿的测量等进行了专项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绘制出较详的地质及矿区图，有的还评估出产量，供有关方面参考使用。此间该所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主任常隆庆等对宁属地区的调查。宁属辖西昌、越西、冕宁、会理、盐边、盐源、宁南七县，是一块几十里难见人家的“不毛之地”，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经过艰苦的考察，撰写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第二次向世界披露了整个攀西地区有无比丰富的矿藏资源。理化研究所的中心工作是对铁、铜等川康各种矿产及工业原料进行分析、化验，对煤等燃料问题和应用化学进行研究，并对重庆附近的水进行研究。农林研究所主要是垦殖荒地，培育森林;对稻、麦、蔬菜、果树、牲畜进行改良研究，繁殖推广优良品种，增加农副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其中繁殖和培育荣昌猪、北平鸭及培植西瓜有相当成绩，编著的《西瓜栽培法》一书和优良种籽遍及全川。农林研究所附设的气象测候所为四川乡村建立最早的气象测候机构，每日发气象电报至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对四川及中国西部的动、植物资源作了大规模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尤其是较为系统地调查了四川的鱼类、鸟禽及植物等资源。

二、中国西部科学院与抗战时期科技文化事业的内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科研机构，“多因机关紧缩，不能继续工作”，中国西部科学院也不例外。早在1936年，西部科学院就有了大的变化，该院两大附属单位博物馆、图书馆交由地方管理。而抗战爆发后因经费无着等原因，生物、农林两所基本停止工作，兼善中学也独立办学，理化、地质二所也只能苦苦支撑。1938年2月，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建立后，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人员全部并入。

这样，从1938年春天开始，西部科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理化研研究还在开展工作，一直到1950年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合并为止。　卢作孚早在1933年就在峡防局周会上发表过讲话，主张“运动”省外甚至国外的人才到四川来，“把科学家运动到四川来帮助我们来察地上和地下的出产，把工程师运动到四川来，利用四川所有的出产帮助我们确定生产的计划………‘还要促起 ……世界上的工程师都到四川来，世界上……有力量的人都一齐欢迎到四川来。”随着卢作孚后来在四川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提高，他的这种思想和实践，对于抗战爆发后人员和机构大规模的内迁、尤其是科研学术机构的内迁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抗战时期，重庆被定为陪都，而北碚由于风景秀美，距市区仅数十公里，并有嘉陵江水路和碚青公路可通，被划为重要的迁建区。“一时间，在北碚及其附近的乡镇，迁进了上百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文化单位，云集了上千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作为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的卢作孚热情欢迎他们来北碚，无偿地将西部科学院所属四个研究所的设备、仪器、图书、标本和药品提供给他们使用，倾其所有支持他们西迁后能继续科研不辍。高孟先的遗稿《卢作孚与北碚建设》中就讲到，“抗战期间，国内公私学术机关迁来北碚者达二十余单位，多借用科学院房屋，利用其各种设备，以继续各自的研究工作。科学院予以最大协助，并与之密切合作……”如1937年9月5日，卢作孚专门致宋师度函：“中国科学社迁往北碚，在渝转运及与北碚联络转信转电诸事，盼嘱公司同人特予扶助。”几天后又致函宋师度：“请告北碚科学院为的让房屋并一切帮助”，10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全部移西部科学院办公。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的顾毓琇1938年1月致函卢作孚，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内迁建新校址，请卢作孚给予帮助，卢立即批复“当相助觅得附近空地”。中央化学工业社来碚，科学院为其“布置办公地点”;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函科学院代觅办公地址”;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所址“觅定西部科学院”，科学院“让一部”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真空管制造部“办公地点”，中央工业实验所化学部“迁此间科学院”;中山文化教育馆“决将总馆移北碚设博物馆，已商得对方同意”;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所址觅定科学院”。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钱崇澍1938年5月致卢作孚函，感谢“接洽运书八十七箱之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吴蕴明迁来，卢作孚专门致信有关人员给予帮助。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在1940年5月致卢作孚函中写道：“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对卢作孚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中国西部科学院每年还补助中央地质调查所四千元。……卢作孚对迁来北碚的科学家、教授的家眷也尽可能给予帮助。国立中央大学邹树文、张广望、鲁宝重等八教授1938年1月致函卢作孚，因重庆房价太贵，请卢作孚帮其弟等眷属安排住宿。卢作孚积极给予解决。……正是因为西部科学院的鼎力支持，这些来碚坚持抗战的平、津、沪等地的学术研究机关才能尽快恢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由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协助撤退，或受到他领导的北碚当局和西部科学院资助、支持的学术单位还有：中央历史博物馆、清华大学雷电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中央农业试验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等。

由于当时正值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科研学术机构不得不内迁，此为天时;因为北碚是中国西部科学院所在地，有浓厚的科学氛围，而且相对幽静秀美，此为地利;当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也要求全国的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机构团体等内迁，此为人和。这天时、地利、人和成全了这些科研学术机构内迁北碚，如果没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研究工作，成绩尤多”，如果没有卢作孚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热忱欢迎和帮助，很难想象这一大批科研学术机构能够迁来北碚，并以西部科学院为依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其他一些没有直接受到西部科学院帮助的科研学术机构也被中国西部科学院及北碚巨大的科学魅力所吸引而迁来。迁来北碚的科研机构越多，就越有其他的科研机构迁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由于战争及其他各种因素，西部科学院自身的研究水平下滑了。但北碚的地位却突显了，“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北碚成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这么一个小镇成为了全国科研的集聚地，使得中国的科学得以继续不辍。

三、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