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年六月，内阁首辅张居正以神宗的名义正式下诏，令择日开馆，分局纂修《会典》。张居正本人任总裁，马自强、汪镗、林士章、申时行、王锡爵五人为副总裁。万历八年九月，草成初稿，但张居正对其质量颇为不满，认为此“良由副总裁诸臣，各有部事相妨，无暇讨论讲究”所致。因而提出“事必专任，乃可责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绪”的原则，提升“文学素优，年力方富”的吏部左侍郎余有丁、詹事府詹事许国为副总裁，责令他们“专在史馆”主持纂修。并明确要求他们“将《会典》新旧原本，细加考究，另具草稿”。按此要求，余有丁、许国不仅拟定了《重修凡例》，而且在对旧稿进行校订、补辑的同时，又增人新例。张居正死后，会典纂修主要由申时行等人负责，万历十三年，重修《会典》稿成，记事亦止于该年，共二百二十八卷。十五年，申时行等将之进呈，朝廷也随即颁行天下，此本即为今天所见之万历《会典》。

二、模仿、沿袭与创新——明代会典体例的演变

刘知几云：“史之有例，尤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故修史必先定其例，这一点在明朝会典纂修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明代纂修三部会典时都非常重视体例，先后订立《弘治间凡例》、《嘉靖间续纂凡例》、《重修凡例》三种凡例，从中可清楚看出明代三部会典的体例变化，　　明朝三部会典的体例并非是一致的，而是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弘治《会典》实际上是模仿《诸司职掌》而作，是《诸司职掌》的扩充本，故其体例“一以《职掌》为主，类以颁降群书，附以历年事例”。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官统事和以事隶官两个方面，文职衙门自宗人府以下，按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通政司、中书舍人、六科等为序，武职衙门自五军都督府以下序列锦衣等二十二卫。南京各曹，分别序列于北京诸曹之后。在每一官署下，按其职掌编列相关典制和事例，首列《诸司职掌》条文，且“凡旧文皆全录”，次列颁降诸书，即《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中相关条文，再序之以历年相关事例。

嘉靖《会典》因未刊行，今天已无法睹其面目，但其纂修凡例留存于世，即我们今天所见万历本卷首所附《嘉靖间续纂凡例》，按其规定，此次续修“体例一遵旧典，但正其差伪，补其脱漏，及将弘治年以后事例随类附人”。“旧典”即指弘治会典，也就是说，嘉靖《会典》在体例上与弘治《会典》一致，并没有太多创新。

与弘治、嘉靖朝所修会典相比，万历《会典》实为重修，其凡例亦称《重修凡例》。既然是重修，体例自然与前朝会典不同。万历《会典》在体例上对旧会典有所承袭，全书整体结构仍以官署为纲，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编排方式。但创新之处颇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改《诸司职掌》等颁降诸书条文改为普通典例，融入其他事例之中，分列在各类目之下，改变了弘治、嘉靖《会典》以《诸司职掌》为蓝本加以扩充的编纂模式。按《重修凡例》规定：“凡《职掌》旧文，俱称洪武二十六年定。其弘治间旧本所载，有凡字而无年分者，则称弘治间定。”“颁降群书俱准职掌例，如《大明令》，则称洪武元年令，《大诰》则称洪武十二年诰，及《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书，皆称年分，不用书名。”第二，按“从事分类，从类分年”的标准将事例重新编排。《重修凡例》云：“会典事例，旧惟编年，条件繁多，不便观览，今从事分类，从类分年，而以凡字冠于事类之首，各年俱以圈隔之。其本年事例开款，各有凡字一字者，以小圈隔之。”这种安排，改变了弘治、嘉靖《会典》事类不清、难于查找的弊端，既显得结构严谨，又便于诸司遵循。

三、史馆与众多机构的合作——明代会典纂修机构与纂修人员

就明代的史书纂修而言，明会典的重要性显然稍逊于明代的“国史”——历朝实录的。然作为官修行政大典，明会典的纂修还是引起了明代高层的高度重视。它们都是由皇帝下诏启动，任命内阁大学士为总裁官，组织班子进行编纂。

会典的编纂主要在史馆进行，据谢贵安先生研究，明代史馆是个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从名义上来说属于翰林院管辖，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因而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史馆地点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当朝廷纂修会典的任务下达后，史馆的主要任务就是修会典，修毕则罢。内阁大学士，尤其是首辅，一般都充当会典纂修班子的领导者。如弘治《会典》由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为总裁官，以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侍读学士王鏊、侍讲学士杨守耻为副总裁官;嘉靖《会典》首次开局由大学士杨一清、张璁、桂萼、翟銮和吏部尚书方献夫等五人为总裁官，二次开局由严嵩、许瓒、张壁为总裁官，孙承恩、张治为副总裁官;万历《会典》初由大学士张居正任总裁，马自强、汪镗、林士章、申时行、王锡爵五人为副总裁。张居正去世后，由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任总裁官，沈一贯、朱赓、王弘诲、张位、于慎行、徐显卿为副总裁官。除总裁、副总裁外，纂修班子中还有纂修官、催纂官、誊录官、收掌官。其中纂修官是会典纂修的主体力量，主要由翰林院侍讲、侍读、修撰、编修、检讨担任，催纂官、誊录官、收掌官多抽调其他衙门共同组成，如万历《会典》纂修时就抽调太仆寺少卿兼司经局正字徐继申，光禄寺少卿兼司经局正字马继文，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兼司经局正字成揖担任催纂官;抽调山东布政司参议刘大武，大理寺右寺右寺正顾祖源，大理寺右寺右评事包渐林、汪民敬，中书舍人李傅、赵应宿、孙说，光禄寺大官署署丞汤应龙、吴子像，通政使司经历司知事沈云庆，鸿胪寺主簿章如铤、李尚珍、张大续、方仑，鸿胪寺署丞孙承爵、章伯辉，鸿胪寺序班鲍佐、丘登，四夷馆译字官刘尚宾、徐可行、李宪、李怀珍、成九皋，冠带儒士包容，监生孙胤奇、吴驰、许立纲、王国栋、潘云骥、王益、程启元、张思学，儒士吴子敬、罗万英、史鉴、刘世隆担任誊录官;抽调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陈珩，管典籍事大理寺右寺正兼司经局正字何初，管典籍事大理寺右寺正吴果，中书舍人王佩担任收掌官。会典修成后，皇帝会仿《明实录》例赏赐、升职，参与《会典》纂修的人员也各自回到相应的岗位。

四、官方典制资料的汇集与编排——明代会典的资料来源

《明会典》既是明王朝的行政法典，也是明代官修的典章制度专史，因而其资料来源也多以官修典制资料为主，大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朝廷颁降之书。据万历《会典》前所附“纂辑诸书”可知，其编纂时参考了《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式》、《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等十三部朝廷颁降的典制专书。以上诸书，基本上囊括了明王朝前、中期大部分典章制度，因而成为会典纂修时的首选参考书。对于引自以上诸书的典制条文，弘治所修《会典》只是标明出处，照抄原文而已，并未做什么调整，万历重修《会典》时，改变了这一做法，除对引自“纂辑诸书”的条文在编排上“从事分类”外，在时间标注上“皆称年分，不用书名”，而此年份指的是该书的成书年份。也就是说，万历重修《会典》时，以“纂辑诸书”各自成书时间作为被征引典制的确定时间。其中“凡《职掌》旧文，俱称洪武二十六年定。……颁降群书俱准职掌例，如《大明令》，则称洪武元年令;《大诰》则称洪武十二年诰，及《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书，皆称年分，不用书名。”如器皿之制，《诸司职掌。礼部职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