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吏为主的铨选制度
在官吏选拔上，辽金元都曾实行过科举制，但远远不及宋代发达，在制度建设方面差之甚远。在官吏铨选、任命、考课、奖惩等方面，辽金元有一些关于廉政的规定，但内容上粗细不等，制度之间的配套也不够。
辽国在官吏选拔与管理上，制度极为粗疏，带有较多的契丹部落时代痕迹。金国的汉化较为彻底，其铨选由吏部掌管。中央三品以上，地方五品以上，以及监察御史，由皇帝任用;六品以下，由尚书省拟定复奏;八品以下，则不须奏闻。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还仿唐制建立了铨选考试书判之法，识字者试以书判，不识字者问以疑难二事口答。在金国的铨选中，有“犯选格”的规定。“诸曾犯公罪追官，私罪解任，及犯赃，廉访不好，并体察不堪临民，谓之犯选格。”犯选格者起初不能再仕，后改为每追一宫殿选一年，还有“停铨”之制，即任满后不予再任。吏员亦有铨选之法，主要按劳考和考试升迁。
元代对廉政影响较大的，是宿卫和吏员人仕。就拿宰相来说，元代的宰相，绝大部分出身于宿卫和吏员。宿卫是赳赳武夫，吏员则老奸巨猾。在儒和吏的关系上，元代偏于吏而排斥儒，引发了史家的感叹。在重吏轻儒的总方针下，饱读经史的文士被视为迂阔而遭到冷遇，娴熟刀笔的吏员被视为务实而得到重用，泰定时，人称“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这不仅反映了吏员占官吏队伍总体比例之大，而且反映了高级官员中的吏员之重。在用人上重吏，对廉政有着导向性的影响。宰执大臣大都是吏员出身，逐渐改变了官场风气和官员的价值准则。“台阁之位，率取敏锐材干、练达时事者居之。其效官举职，治繁理剧，固不乏人;而格君经世，蹈道迪德者，盖未多见也。”(王结：《文忠集》卷四《书松厅事略稿》)后代曾有过“宋亡于儒，元亡于吏”的观点，虽然不尽全面，但反映出了宋代和元代在官吏队伍构成上的偏失。这种结构性问题，肯定会对廉政造成影响。
元朝重吏，所以对以吏人仕的选拔制度规定较多，其中不乏具体的廉政举措。元代对吏员实行考试、递补、岁贡制度。具体规定为：“各路司吏有阙，于所属衙门人吏内选取，委本路长官参佐，同儒学教授考试。习行移算术字画谨严，语言辩利，《诗》《书》《论》《孟》内通一经者为中式，然后补充。按察司书吏有阙，府州司吏内勾补。至岁贡时，再行试验贡解。凡试验，首论行止，次取吏能，次计日月。行止日事父母孝，日友于兄弟，日勤谨廉洁，日谦让，日循良，日笃实，日慎默，日自来不犯赃私罪过。吏能日行道熟娴，日语言便利，日通习条法，日晓解儒书，日算术精明，日字画端正。”每年由按察司和诸路总管府考察推荐吏员到中央，谓之岁贡。“诸岁贡吏，当该官司于见役人内公选。以性行纯谨、儒吏兼通者为上，才识明敏、吏事娴熟者次之，月日虽多、才能无取者，不许呈贡。”“元贞元年，诏诸路有儒通吏事，吏通经术，性行惰谨者，各路荐举，廉访司试选，每道岁贡二人。省台委官，立法考试，必中程式，方许录用。”岁贡到中央的吏员，先在六部任令史等职，御史台和枢密院令史从六部令史中选取，中书省掾从台院令史中选取。 五、措无新意的考课黜陟
辽金元的考课黜陟制度，基本上是对唐宋考课黜陟制度的模仿，新意不多。作为官吏管理中的基本规范，这些制度在廉政方面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建设性不强。
辽国的考课黜陟是与铨选和监察结合进行的，重在监察。史载：“辽圣宗统和九年七月，诏诸道举才行，察贪酷。十年，命参知政事邢抱朴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十二年六月，诏州县长吏有才能无过者，减一资考任之。太平六年十二月，诏北面诸部，廉察州县及石烈弥里之官，不治者罢之。又诏大小职官，有贪残虐民者，立罢之，终身不录。其不廉直，虽处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励者，在卑位亦听荐拔。”辽兴宗时，“重熙十一年七月，诏外路官勤瘁正直者，考满代不治事者，即易。”这些记载说明，辽国有了任期、考满等相关制度，但始终不够健全。
金国考课制度从金太宗时就开始建立。天会四年(1126年)，“高庆裔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所谓磨勘法，是按官员任职资历进行考核。海陵王正隆初年，又设立廉察制度。到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对地方官吏建立了以劝农作为考课殿最的标准。至泰和四年(1204年)，金国最终仿照唐制建立了“四善十七最”考课办法，标志着金国的考课制度建设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但是，由于金国整体制度上的局限，他们学来了唐代考课制度的条文，但却难以把握唐代考课制度的实质，所以在执行上并不稳定，而且基本上流于形式。例如金宣宗时，李英就批评金国的四善十七最之法“徒具虚文”，要求恢复大定年间分遣使者考察廉能之制。显然，金国的汉化考课制度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
元代考课制度按职官考课和吏员考课两类分别进行。职官考课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不像唐宋那样一年一次，而是一任只考课一次，任满为一考。这样，考课的间隔时间比其他朝代都要长得多。考课与叙阶的关系如下：“理考通以三十月为则。内任官率一考升一等，十五月进一阶。京官率一考，视外任减一资。外任官或一考进一阶，或两考升一等，或三考升二等。四品则内外考通理。此秋毫不可越。然前任少，则后任足之，或前任多，则后任累之。一考者及二十七月，两考者及五十七月(作者注：按上下文，五十七月的数字可能有误，《续通考》指出了这一错误，并指出五十七疑为五十四之误。但元代制度涉及到数字总是以七为尾数，或者本来如此也未可知)，三考者及八十一月以上，遇升则借升，而补以后任，此又其权衡也。”考课由中书省和各行中书省进行，由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监督。在考课的具体内容上，元代对地方官要求比较具体。至元年间规定，地方守令任满，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磨勘。五事备者为上选，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有成者为中选，依常例迁转;四事不备者，添一资;五事俱不举者，降一等。从制度的角度看，元代的考课，其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叙资升迁方面，官吏的功过考核，主要不靠考课制度，而是靠御史监察制度进行。
从整体来看，辽金元的廉政制度，在体系上、内容上和操作效果上都无法与唐宋相比。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发展史上，辽金元呈现出了一定的制度性偏失和倒退，在廉政效果上几乎无可称道。辽金元尤其是元朝的垮台，与其迅速腐败有直接关联。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性的偏失和倒退，在客观效果上又起到了清理原有制度积弊的作用，为后续王朝下一步的制度发展清理了基础，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