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打算法的执行情况

关于打算法执行的具体情况，《宋史·汪立信传》载：“荆湖制置赵葵辟(立信)充策应使司及本司参议官，葵去而马光祖代之，立信是时犹在府也。……光祖与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乃以开庆二年正月望夕张灯宴设钱三万缗为葵放散官物闻于朝。”

《宋史》卷45载：“是以兵退，遣官会计边费……信州谢枋得，以赵葵檄给钱粟募民兵守御，至是，自偿万缗。”

《钱塘遗事》卷四载：“时江东谢枋得率邓传二千人举义，擢兵部架阁，科降招军钱，给义兵米，似道打算招军钱，开征所得米，枋得自偿万楮，余无所偿，乃上书贾相云：‘千金为募徙木，将取信于市人，二卵而弃干城，岂可闻于邻国?’乃得免。”《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载：“……及行打算，枋得日：‘不可以累赵宣抚也。’自偿万楮，余无所偿，乃上书贾相云……。”

这几条材料主要反映赵葵任职期间违反财务制度的开支情况，其一是张灯宴钱，此是不太重要的开支，其二是招军钱，赵显然是超支了。从马光祖的审查过程来看，张灯宴钱并不是打算法要清算的主要项目，军费开支特别是招军钱才是打算法要解决的主要对象。

这几条材料传递出以下信息：一是南宋军中各项钱物的使用都是有规定的，地方统帅对财务的支配没有自主权;二是赵葵任职期间曾因招募新军向朝廷申请下拨钱粮，由于超支而挪用其他款项。

这几条材料反映的财政问题只是局部层面，但联系到南宋后期军制的变化情况，其背后的意义就绝非一般了。南宋自开禧以后，各地纷纷创设新军，原有的屯驻大军统兵体制逐步解体。李曾伯1252(淳韦占十二年)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鄂司旧额四万六千一百二十人，比今来见管五千三百六十二人，”而“江、鄂、荆、襄、潭、黄等处二十八屯，共管官军一十二万一百八十五人”，“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统司一处也”。其结果造成总领所财政出现危机，“司存所以倒败不可为者，祗缘困于制司并诸州添创军分之多。”总领所人不敷出，则需要中央调剂补给，长此以往，则又连累中央出现财政危机。因此，南宋政府行打算法，其作用之一是控制地方招军的规模，缓解中央的财政危机。

三、结语

撇开个人因素，应当说，贾似道实行打算法是有其现实的需求及合理性的，但结果却和其实行的公田法一样，招来怨声一片，最严重的恶果则是直接导致了刘整的叛变。而打算法牵连地方统帅之广，则显示出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不能仅从个人因素来看待。而因“打算法”获罪的将帅，许多是屡立战功的猛将，他们能博得时人的同情，说明并非完全是贪渎枉法、中饱私囊之辈，因此也才会出现一些人入狱至死也未能偿还追欠的款项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