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韩皇后，父同卿，由知泰州升扬州观察使;母庄氏，封安国夫人。杨皇后，其兄次山，“官至少保，封永阳郡王。次山二子：谷封新安郡王，石永宁郡王。自有传。侄孙镇，尚理宗女周汉公主，官至右领军卫将军、驸马都统。宗族凤孙等，皆任通显云。”

理宗谢皇后，在尊为太后后，父、祖、曾祖皆封为王。“宗族男女各进秩赐封赏赍有差。”

度宗全皇后，在咸淳年间被“追赠三代，赐家庙、第宅。弟清夫、庭辉等一十五人，各转一官。……推恩姻族五十六人，进一秩。咸平郡夫人三十二人，各特封有差。”杨淑妃乃亡国殉难者，咸淳三年，进封淑妃时，“推恩亲属幼节等三十四人进秩有差。”

可见对后妃亲属给以尽可能多的荣宠是宋朝坚定不移的国策和传统。

但是，实质性的权力是不会交给外戚的。如仁宗皇佑二年闰十一月，“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任。”后妃族人是不能随便与朝廷官员往来的，如哲宗元符元年二月戊辰“吏部郎中方泽等坐私谒后族宴聚，罚金补外。”也不允许有人利用与后妃家的婚姻关系谋取官职，如治平四年神宗上台才半年，“秋七月庚辰，诏察富民与妃嫔家昏因夤缘得官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宋代对可能的外戚干政问题采取的是外松内紧的控制策略。

第三，强大的文官政治格局使后妃擅权在制度内空间狭窄。宋代的制度使以宰相、枢密使为代表的文官们一直是在与赵氏共同坐江山，皇家对他们十分优容，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任何势力扰乱这一统治秩序——每当皇权受到某种威胁或潜在威胁(包括后妃的威胁)时，他们都坚定地比较一致地站在皇帝和秩序一边，有力阻遏后妃特别是太后们企图完全享有最高权力的企图。

在两宋的历史上，首先是吕端在真宗即位前夕挺身而出先软禁有异谋的宦官王继恩，接着又说服动摇中的李太后，同意太子真宗即位。在“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时，吕端却“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吕端不仅人事不糊涂，而且其胆识和果断为后来的宰相树立了榜样。仁宗年间事更多，但寇准、冯拯、范仲淹、王曾、鲁宗道、晏殊、薛奎等人在仁宗与太后刘氏(此人当时以褒宠拉拢获得了王钦若、曹利用等在人数上居于少数的奸佞的支持)的关系中坚定站在幼弱的仁宗一边，毫不犹豫地阻止着刘太后的擅权企图。张揆在仁宗时担任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判太常寺，“一日，进读汉《马后传》，至服大练、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损，使保其家。’帝嘉纳之。”可见君臣是有共识的。明道元年(1032年)北宋宫廷发生两个重大事件，首先是仁宗生母李宸妃可疑而死，刘太后说这是“一宫人死”，拟简单出葬了事。但宰相吕夷简坚定站在宸妃和仁宗一边，甚至不惜与太后正面冲突：“初，章献太后欲以官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廉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接着是该年8月，内宫莫名地发生大火，连烧八殿，靠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去其锁”，才带着仁宗逃至延福宫。惊魂未定的仁宗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火灾后的首次早朝，对太后保持警惕的宰相吕夷简以强硬的方式向太后表明了他坚定拥戴仁宗的态度：“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仁宗)御拱宸门，追班百官拜楼下，宰相吕夷简独不拜。帝使问其故，曰：‘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夷简乃拜。”由于刘太后权势很大，所以吕夷简此时显示的决心和胆量是超过当年吕端的。钱惟演在仁宗即位后任枢密使，此人好攀附，先附丁谓排陷寇准，后见丁谓在官场形势不妙，又将丁氏挤走。后还与刘太后结成亲戚。“宰相冯拯恶其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刘美，乃太后姻家，不可预机政，请出之’。乃罢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即日改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冯拯的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禁中卫卒夜变，帝旦语二府，奖张贵妃扈跸功。夏竦即倡言：‘当求所以尊异之礼。’(三司使、端明殿学士)张方平闻之，谓陈执中曰：‘汉冯健仔身当猛兽，不闻有所尊异;且皇后在而尊贵妃，古无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责，将萃于公矣’。执中瞿然而罢。”即使是皇帝的意思，张方平也要抵制，而且能够成功。又比如没有儿子的哲宗去世，太后与宰相等大臣商议谁即位的过程也能有力证明宰执大臣们的分量：“元符三年正月乙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悖厉声对日：‘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日：‘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悼又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布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悖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代有许多后妃的废立皇帝都要主动找宰相商议决断。太后也难以钳制宰相。此外，据陈峰先生的研究，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皇室与“将门”联姻的现象(北宋九朝皇帝历17位皇后，除真宗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刘皇后外，其余14位均为将家女;北宋诸公主所嫁对象28人，明确为将门出身者16人，文官后裔4人，外戚子弟3人，其余5人不详)。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在于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武将政策中的组成部分，为后嗣帝王所沿袭。既然后妃多来自将领家庭，皇帝们一般不会再允许壮大后妃的势力了。宋朝文官们都很明了皇帝们搞平衡的心思，约束、阻止后妃擅权成为他们当然的目标和几乎完全一致的选择，甚至个别帝王违背这一传统他们也要坚决抵制。如孝宗时钱端礼利用符离之败后孝宗在战和问题上的摇摆，附和汤思退以主张对金妥协议和取得孝宗信任，除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时久不置相，端礼以首参闚相位甚急。”由于端礼乃是皇长子的老丈人，“殿中侍御史唐尧封论端礼帝姻，不可任执政，不报，迁太常少卿。馆阁士相与上疏排端礼，皆坐绌。”此时有一刑部侍郎跳出来为端礼张目，“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力诋其罪，且谓本朝无以戚属为相，此惧不可为子孙法。逮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言。”可以说是一个文官团队以坚定维护祖宗成宪为理由成功阻止了外戚利用皇帝的一时糊涂当宰相的企图。在两宋历史上，包括文官担任枢密使、宰相后来逐渐扩大过问军事、财政的权力，都是皇帝有意要形成的格局。只有这样，赵氏的江山才十分安稳。

第四，宋代内忧外患多，且经常威胁到王朝生死，造成手握最高权柄者压力极大，换言之许多时候做皇帝(或分享皇权)并不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后妃们不容易对最高权力产生多少野心，甚至只能选择与皇帝同心协力。

第五，宋代崇文，不但文人士大夫尚文蔚然成风，皇帝也多有文化艺术之能力或情趣;而宋代后妃多数来自统治阶级中上层，也较有家庭教养乃至文化和艺术修养。我们看看史料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