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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周恩来的思维方法及其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 周恩来;思维特征;现实价值

〔论文摘要〕 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周恩来逐步形成了求实性、人民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求同性等独特的思维方法。深入研究周恩来的思维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把握他的思想、品质和精神，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转变观念，切实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解决现实问题，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他的卓越领导才能和高超领导艺术，是和他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的。深入研究周恩来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解决现实问题，推进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均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求实性思维方法

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十分重视认清中国的实际国情，认真研究和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大革命失败后，他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研究实际，积极寻找如何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他认为，在中国“农民是占了重要的分子”，这“与俄国不同”。在中国共产党内，他较早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认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他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更是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中国的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他多次强调：“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1〕他说：我们“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2〕。在编制“一五”计划时，他就反复指出：“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3〕这些论述，对于当时纠正有些领导干部急躁冒进的情绪具有告诫作用。1961年2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他把求实性思维方法概括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4〕他把“真”与“实”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不但揭示了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真谛，而且也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实性思维。

二、人民性思维方法

周恩来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决执行者。在1929年9月，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就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且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他是我们党在历史上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人。在周恩来一生的讲话和文稿中，始终贯穿着他的人民性思维方法。他说：“中国共产党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是决心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5〕“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6〕他谆谆告诫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正是这种鲜明的人民性思维方法，使得周恩来立足于人民利益来考虑问题。在红军时代，周恩来就明确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谋福利的。他指出：“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7〕他认为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建国后，周恩来更是时刻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上。他说：“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8〕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针对一度出现的急躁冒进和浮夸虚假的现象，他主张将是否有益于人民的利益作为检验工作好坏的准则。他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9〕作为总理，他身居高位，但勤勤恳恳做人民的“公仆”。事关人民群众的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他都亲自过问。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告紧揪动着周恩来的心。从1960年6月到1963年9月的两年零4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就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为了掌握粮食情况，他及时查看粮食报表，亲自一张一张地审定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包括征购、统销、调进调出。有关部门保存着当时的32张报表，周恩来留下的笔迹有994处之多，其中，《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一份报表上，他用红蓝铅笔做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10〕这样的事例生动地诠释了周恩来心系人民的思维特征。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这是周恩来的人生哲学，也是他人民性思维方法的力量源泉。三、系统性思维方法

周恩来一贯主张从全面和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说：“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11〕系统性思维是周恩来思维方法特征中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考虑问题，十分注重正确处理敌、我、友，主观需要与客观可能，国内形势和国际大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基层人士的需求等关系。他是处理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的行家能手。

建国后，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周恩来强调要保持各方面关系的相互协调和综合平衡。他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12〕他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经济建设出现“大跃进”，在全国出现的主观臆断和违背系统性思维的做法，一度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的失调。对此，周恩来及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主张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周恩来系统性思维方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十分强调在系统中注意重点性，讲究系统与部分、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有机统一。他说：“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13〕

从全面出发的思维方法不仅体现在周恩来的工作中，而且渗透到他的人生哲学中。他认为：“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14〕他的一生总是站在整体和全局的角度考虑和处理问题。为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他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

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周恩来都曾受到过不适当的批评、误解甚至打击，但是他总能以革命家的胸怀坦荡对待，以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为重，继续努力工作。1930年末和翌年初，为了避免由于党内存在严重意见分歧而可能导致党的分裂的危险，周恩来和瞿秋白承担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犯有所谓“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1956年周恩来同刘少奇、陈云等共同努力，纠正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这对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胜利完成“一五”计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半年多的时间中，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问题多次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首当其冲。这自然使周恩来感到费解、不安和痛苦，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承担了责任，多次做了检讨。至于“文革”期间的忍辱负重，相忍为党，更是人所共知的。周恩来在1943年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说道：“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15〕这里讲的“侮辱”，也就是要经得起误解、委屈，做到忍辱负重。周恩来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