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稳定了山西社会秩序｡进行村治改革后,山西在20年代保持了相对的安定｡阎锡山的整理村范以及关于村禁约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村民的行为,息讼会成立之后,对民间矛盾的化解,也起到了稳定作用｡“山西盗匪素少,现在实为全国最安静最太平的地方｡此其原因很多,而得力于村政的亦不少｡”“试行以来人民利之,全省人民,各有相当生产,故盗匪绝踪,穷乞罕见,社会秩序为各省所不及,他如狱讼不繁,交通便利,亦为极卓著之成效,此皆人所共见者｡”

2.促使了山西教育崛起｡在推行村治之初,阎锡山曾说:“国民学校为行政的枢纽,学生明白了,可以对他的父兄劝导;教员明白了,一方面可与学生说明,一方面可与村人说明,效力非常之大｡”因此,在村治改革的过程中,阎锡山就大力推行教育机构的发展,认为“民国知识为民主之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从1918年开始,山西省署筹备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开始,到1925年山西省的国民教育已经普及,在乡村行政宣传和监督下,“几乎每县均建立了劝学所,若干国民小学,高等小学,师范学校｡”1918年颁布的《山西全省实行义务教育规程》,“规定6—13岁为义务教育期,不入学处以罚金,并为贫困但优秀的学生设‘贫民学校’让其免费入学学习两年”,同时添设和扩充男女师范学校,县设师范讲习所,整顿教育会和劝学所,创办童子军讲习所｡由于阎锡山本人的重视,1920年以后山西省用于教育建设的经费也逐年增长,据查,“1921年全省国民学校合计为21536所,入学人数达294906人,居全国榜首｡”到1930年,据当时省教育当局报告“全省受义务教育儿童,男童平均在85%以上,女童40%不足,男女平均75%以上,有数县在80%以上｡”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成为阎锡山“村政”改革的执行者,成为“村政”改革的政治后盾｡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山西培养了大批现代化的知识人才｡　　3.规范了山西的基层政权设置,首次创设了区乡一极的国家行政政权,建立了一整套村自治制度｡山西村治一改清末以来山西基层组织比较混乱的局面,建立了编村,实行区村制,规范了县以下的政权设置,使得政令得以贯通｡在编村内,建立的村民会议､村公所､村监察委员会､息讼会和保卫团等自治组织,打破了山西农民社区原有的结构体系,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农村家族势力对农民的影响,和传统社会靠乡绅､宗族势力自发性会社办理村公益事务的局面｡另一方面,山西村治是在农民建立近代化民主制度与国家行政统一相结合的尝试｡

4.阐扬了民主自治取向,使农民受到了锻炼,增强了参与意识｡吕振羽指出,山西村治开创了中国下层政治重心先河,其“可备训政之楷模,而为宪政之基础”,对山西“由政治力量提倡民治”,村制“置人情于法律之上”以及其“村民自觉之精神”和“村民负担平均”的做法都极为欣赏｡热心村治的茹春浦先生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至少有半数以上的村民参加村民会议,也知道村民会议的目的在于选举村长､村副和各委员｡不识字的村民可以举手表决,多数村民都认为村民应自己办理自己的事,而村民会议是办理自己事的机关｡因为有村民会议,使得官吏不能随便压迫村民,而村中均系好人办事,坏人亦不敢作坏事｡吕振羽针对山西各村村民会议之事说:“此即小社会全民之精神,而行使选举官吏､罢免官吏之权也｡”村民会议的召开,至少在村级政治上提出了人民的普选权｡李冠洋与阎锡山共事多年曾记述道,“对村长等人选,在最进步的时候,曾把选举权大胆交给人民使用｡”可见,村民会议也并不完全是虚设,是有一些实质性内容的,村治的实践多少使村民的参与意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5.促进了山西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改善了乡村的经济基础｡阎锡山在1917年-1922年给大总统的《呈报办理六政成绩》中说:在兴修水利方面,共开渠1562道,扩大水浇地200万亩;在种树方面,共种植4504万余株,成活率达70%;在蚕桑方面,种桑1.15亿多株,收茧330万多斤｡阎锡山从1917年开始鼓励农民种棉,到1923年时“棉田面积发展到179.6万亩,总产皮棉30.037.350吨,每亩平均14.35公斤”,所产棉花除供应本省需求外,还销往外省｡于此同时,阎锡山还于“1919年,购回澳洲美利奴羊1000只,引进美国良种马200匹,荷兰乳牛十头”来发展畜牧业｡可见,推行“六政三事”,不但促进了山西农业的发展,使得新品种､新技术得以推广和应用,而且使得农业基础得到改善,农作物种植结构得到调整,改变了山西原有的乡村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且使山西的社会面貌､民众习俗有了较大的改观,充实了山西自身的经济实力,为“村治”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和持续性的可能｡

6.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化的陋习,推动了山西人思想道德观念的更新｡在山西村治改革中,许多传统社会演变而来的陋习成为村政改革除弊的对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剪发和天足｡1917年,阎锡山提出男子剪发和女子禁止缠足的倡议,到1918年底,全省男子所留发辫基本上完全剪完｡对于缠足,规定“未缠足者,不许缠足,已缠足者令其解放”,并成立了“不聚缠足妇女会”进行宣传教导｡至1922年全省“没放,没剪的已属最少之数”,“已如数报竣”｡二是禁烟｡“阎锡山在禁烟上,确实下过不少辛苦,不但设有专管机关,各级行政人员,也一起投入禁烟工作｡”禁烟的措施,包括禁种､禁运和禁吸,并设立奖罚措施,“罚必由上而下,军队先从旅长禁起,政界先从省公署禁起,县村先从最有势力者禁起,严格限制,层层往下”,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九一八年破获贩运､吸售烟土､吗啡､药丸共四千多起,而一九二零年则为一万八千多起,增加四倍｡”三是提高妇女地位｡山西村治改革不但要求男子自立,而且还希望女子树立自立意识,从而改变传统女子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缠足的禁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妇女,且非常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纷纷设立女校,为女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